12月21日，前重庆市长黄奇帆提了一个大胆的建议：“减少出口退税，然后把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国内的民生上面。” 他话音刚落，会议现场一度陷入短暂的安静，不是没人听懂，而是很多人没想到他会在这样一个高规格、全是金融大佬聚集的场合，说出这番“逆势”的话。 在深圳香蜜湖金融年会上，黄奇帆这位曾在中国经济最动荡的年代执掌重庆、以政策敏锐和实干著称的“老法师”，再次站到了风口浪尖。 他不是第一次提出“非常规”的建议，但这一次，他把矛头对准了一个30年来被视为“外贸发动机”的核心政策工具：出口退税。 黄奇帆的意思很清楚：过去的模式，是靠退税让企业便宜点把货卖到国外，现在，是时候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我们还要拿着纳税人的钱去“补贴”海外消费者？ 有些人听完不以为然，甚至有些反感，一位在场的出口企业代表私下里说：“黄市长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这行要是没了退税，利润直接砍一半。” 但就是这种“砍一半”的恐惧，恰恰暴露了问题的本质——中国的部分出口产业，已经过度依赖政策加持，缺了退税就活不下去。 从黄奇帆的语气中可以看出，他不是要“一刀切”，而是主张“分类调整”，不是所有退税都要砍，而是该砍的要砍，不该砍的继续保。 比如那些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已经不适合再用国家的钱去“撑着卖”； 像高端装备、新能源技术这些真正能提升中国制造含金量的出口产品，政策支持可以继续给，甚至要加码。 这个逻辑不复杂，却非常现实，早在之前，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已经开始试水。 取消了59种产品的出口退税，大多是铜材、铝材、钢材等“两高一资”的产品，并把光伏、电池这类产品的退税率从13%降到了9%。 表面上是税收政策的调整，本质上是国家在给企业“断奶”，逼他们从“靠补贴”走向“靠创新”。 黄奇帆的建议之所以引发强烈反响，是因为他并不止步于财政层面的“节流”，还点出了“开源”的方向： 把这部分退税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民生和内需，建立起一个更健康的内循环体系。 他说：“你想让老百姓多花钱，首先得让他们有钱花、有时间花。” 在今天的中国，恰恰是最关键的症结，我们的消费力提升一直被“收入增长慢+休假制度难落实”两个钳子夹住。 黄奇帆点出方向——提高最低工资，占比更大的劳动报酬初次分配比例，落实带薪休假，才是内需能不能起来的关键。 这个建议背后是一个基本判断：中国制造已经不是过去那个靠便宜劳动力和大规模加工取胜的阶段了。 当“8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的时代过去，中国的出口结构和产业能力也早就变了。 现在的中国出口，80%以上是“国内附加值”产品，和以前那种“两头在外”的来料加工已经不是一个层次。 我们有了自己的工业体系、供应链、研发能力，甚至在电动车、新能源、5G通信等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 换句话说：不是我们离不开退税，而是退税政策没跟上我们产业能力的进步。 黄奇帆的这番话，其实是在为一个更大的转型布棋，他不是为了“省点钱”，而是看到了一个结构性问题： 我们用大量财政去养着部分低效、低附加值的出口行业，等于在用国家资源延长一部分企业的“落后红利”。 与此同时，真正能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民生领域，却面临投入不足的问题，这种资源错配，迟早要调整。 他提出的另一个关键点，是人民币汇率的升值，他大胆预测：未来十年人民币可能从现在的7左右升到6。 这在出口导向型国家听起来像个“噩梦”，但他反而认为这是战略机会——升值能提升我们的全球购买力，能让中国消费者买到更便宜的先进设备、高质量消费品，同时倒逼出口企业提升产品附加值，不再靠压价拼市场。 这，和减少退税是一套组合拳：把“不该补的”砍掉，把“该放的”放开，让真正有竞争力的企业脱颖而出，让民生和消费在内循环中成为新的经济支柱。 政策改革从来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取舍问题。 减少出口退税，增加民生投入，是一次对路径依赖的破局，是一次对发展逻辑的重构。 这不是简单的“左口袋进右口袋出”，而是对“钱花在哪儿最有效”的一次深度思考。 中国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的转型，不能只靠老办法续命。 黄奇帆给出的这组改革建议，不一定完美，但至少抛出了问题、提供了思路，给了外界一个观察中国下一步政策动向的窗口。 而这，正是今天中国经济真正需要的：不是再多一个“稳增长”的口号，而是有人敢讲真话，敢摸痛点，敢拿出实打实的改革组合拳。 未来的中国经济，必须在“减退税、保民生”之间，找到新的增长逻辑，而这，正是黄奇帆试图告诉我们的方向。 信源：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促进贸易平衡发展 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增加带薪休假 2025年12月21日 13:04 新浪证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