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张伯驹最后一次留影，他一辈子向故宫捐献了三万余件文物，值得一提的是，这张照片拍摄于这一年的2月25日，就在第二天，张伯驹与世长辞。 这一天恰好是张伯驹85岁的生日，病榻上的他精神不算健旺，却还是配合着家人完成了这张留影。 镜头里的他眉眼平和，没人能从这张照片里看出，这位老人心里还装着未竟的牵挂——前一天他刚见过张大千的孙子，握着对方的手反复叮嘱要带话给大千先生，盼着两岸能早日团圆，连留下的最后一首诗词里，都写着“还期早息阋墙梦”的心愿。 他的一生，从来都不是只围着文物打转，收藏是为了护宝，捐宝是为了守土，这份家国情怀，从年轻到暮年从未变过。 张伯驹的收藏之路，从不是豪门公子的闲情逸致。他30岁起开始收罗古书画，初衷简单到近乎执拗，就是不想让这些刻着中华文脉的珍宝流落到国外。那个年代的古玩市场鱼龙混杂，不少文物贩子盯着国宝待价而沽，只要给够钱，就敢把传世珍品卖给外国买家。 张伯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知道这些文物一旦离开故土，再想寻回难如登天，于是哪怕变卖家产、四处借贷，也要把即将外流的国宝攥在手里。 为了买下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他把自己住了十几年的李莲英旧宅卖给辅仁大学，还让妻子潘素变卖了陪嫁的首饰，才凑够了购画的钱款。 这处宅院占地十五亩，建筑规制堪比皇家园林，放在当时已是价值连城，可在张伯驹眼里，一座宅子远比不上一幅能见证中国山水画起源的古画重要。 更让人动容的是，1941年他被匪徒绑架，绑匪索要300万赎金，扬言不给钱就撕票，他却在魔窟里硬撑了八个月，只撂下一句话：“宁死魔窟，决不许变卖家藏”。在他心里，藏品的分量早就超过了自己的性命。 他对这些倾尽心血收藏的文物，从没想过要据为己有。上世纪50年代，张伯驹主动找到故宫，将陆机《平复帖》、杜牧《张好好诗》等八件国宝级文物无偿捐献，这些藏品件件都是艺术史上的孤品，《平复帖》更是现存最早的名人手迹，被称作“法帖之祖”。 后来他又把宋杨婕妤《百花图卷》等三十余件珍贵藏品捐给吉林省博物馆，连自己晚年唯一的精神慰藉都尽数送出。有人问他为何把价值连城的藏品拱手让人，他只淡淡说，这些东西本就该是国家的，自己不过是暂时保管，能让它们“永存吾土，流传有序”，就够了。 这份“暂为保管”的心态，戳破了很多人对收藏的功利认知。不少人收藏文物是为了升值牟利，可张伯驹却反其道而行，为了收藏散尽家财，为了捐宝掏空家底。 他晚年的生活过得清贫，住在简陋的房子里，衣着朴素得像普通老人，可谈起那些捐献的文物，眼里总带着光。他从不在乎自己是不是这些珍宝的主人，只在乎这些承载着中华文脉的物件，能不能安安稳稳留在故土上，被后人看见、被后人读懂。 故宫收到他的捐献后，曾想按规定给他一笔奖金，张伯驹直接拒绝了。他说自己捐东西不是为了钱，要是为了牟利，当初就不会花那么大代价去收藏。 这份纯粹，在物欲横流的年代里显得格外珍贵。他的捐献，也不止是给博物馆添了几件藏品，更是给后世留下了研究中国书画史的关键物证，让那些散落在民间的文脉，重新汇聚成了看得见的传承。 1982年2月26日，张伯驹走完了85年的人生。他的追悼会上，一副挽联概括了他的一生：“爱国家、爱民族，费尽心血一生为文化，不惜身家性命”。 他没有给家人留下值钱的遗产，却给整个民族留下了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文化财富。那些他捐献的文物，如今仍在故宫的展柜里静静陈列，每一件都在诉说着一位老人用一生守护文脉的故事。 真正的收藏大家，从不是藏品的占有者，而是文化的守护者。张伯驹用一生践行的，是刻在骨子里的家国大义，这份超越个人得失的情怀，远比那些珍贵的文物更值得被铭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