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败类不严惩，怎么给人民百姓一个交代？ 严办几个,杀几个,判刑几个,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 1982年，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全国上下正忙着摸着石头过河。可就在经济腾飞的节骨眼上，腐败问题也悄悄冒头。 那时候改革开放刚起步，大家一边琢磨着怎么把经济搞上去，一边也发现有些人开始打起了歪主意。就在这个关口，中央纪委收到几份举报材料，把当时的反腐气氛推向了高潮。 当时的中央纪委书记陈云，看到材料后直接来了个“硬核”批示。材料里说，有位商业部的部长在饭店吃饭，点了一大桌菜，结账的时候却只象征性地掏了几块钱。 还有一位电信局的书记，利用手里的权力捞了一大笔钱。这事儿放现在看，虽然金额不算天文数字，但在当年那可是大事。 陈云立即表示，一定要严肃处理，必须让大家看到中央的态度。这个态度其实很明确：绝不能让这些害群之马坏了改革的好局面。 说到当时最轰动的案件，非广东的王仲案莫属。王仲原本是个资历很老的“革干”，曾经跟着大部队南征北战，后来转到地方工作，被派到广东海丰县当书记。 谁能想到，这样一位老党员，到了新环境却经受不住诱惑，海丰紧邻港澳，走私风气盛行。 王仲一开始还只是替人办点小事，收点“小意思”，比如有人让他帮忙批个探亲条，他就顺手拿了一台走私电视机。 可是有了第一次，第二次就变得理直气壮，慢慢地胆子越来越大，什么冰箱、手表、彩电都敢往家里搬。 更严重的是，王仲把收到的赃物还分给下属，大家你来我往，机关里的风气也就慢慢变坏了。最后，王仲不仅自己贪，还为走私分子撑腰，甚至直接侵吞专门用来查扣的赃物。 你说一个县的财政一年才多少？结果王仲一个人的“进账”，竟然比县财政收入还多。老百姓看在眼里，心里能不憋屈吗？ 于是有人开始举报，最开始是匿名信，后来干脆大家联名上书。这些材料一层层转到中央，中央纪委看到之后非常重视，专门派了人南下督办。 说来也巧，陈云这一批示，正赶上全国都在讲要整顿党风。于是广东那边的调查组不敢马虎，白天黑夜连轴查，把王仲的事一点点挖出来。查到最后，证据确凿，金额之大让人咋舌。 按照当时的工资水平，王仲贪的那点钱，普通干部干上一百年都未必挣得到。案件一锤定音后，法院依法判处王仲死刑。当天还专门开了个万人大会，公开宣判，现场气氛非常震撼。 王仲案很快就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南方日报等主流媒体公开报道，报道一出，大家议论纷纷。有人说，这下子中央真是动真格了。 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这种案子要是查不彻底，下面的人就会学坏，上面的人就会心虚。王仲被查后，海丰县好几个有问题的干部也都被依法处理。原本猖獗的走私现象，很快就被压下去了。 这场风暴还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变化，就是反腐变得更加公开透明。以前干部被查，群众常常只听到风声，很少知道结果。 可这次，媒体直接把案件查处情况登报，让大家都能看到。这样一来，不仅给了群众一个交代，也让更多干部清楚，搞腐败不但会丢乌纱帽，还会身败名裂。 其实，王仲案也让中央看得更深。改革开放一开始，很多新问题都在冒头，权力的边界、监督的机制，很多地方都还在摸索，要想保证改革顺利推进，干部队伍必须干净。 陈云当时就明确提出，不管涉及谁，只要查实就一查到底。这种态度，后来成了中央纪委办案的铁律。也正是这种铁腕作风，为后来的反腐斗争打下了坚实基础。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反腐和改革从来不是对立的。有人担心，抓得太严，会不会影响改革积极性？事实证明，只有把风气扭过来，改革才能真正有动力。 王仲案之后，全国范围内查处了一大批经济犯罪案件。很多地方干部也开始反思，不能再拿老办法应付新问题，必须守住底线。干部清正，群众才能信任，政策才能落地。 王仲案过去多年，再回头看，当时的果断处理确实起到了“打样”的作用。 它不仅震慑了一批胆敢以身试法的人，也让全社会都明白，反腐不是一句空话，更不是临时行为，而是贯穿整个改革进程的基础性工作。 没有这样的坚决态度，也就没有后来的风清气正。如今中国的反腐体系越来越完善，干部队伍越来越规范，这背后其实都离不开当年那一锤定音的决心和行动。 改革的脚步越快，反腐的要求越高。正是有了那一系列铁腕行动，今天大家才能放心地说，改革开放之路越走越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