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由上海发起，全国仿效的垃圾分类，现在为什么没人搞了？ 其实这本是个理工科的技术问题，却偏偏用人文社会的方法去处理，后来搞不下去是正常的。 顺便提一下，生化环材里面有一个被大家常常忽略的“环”，它是纯粹的理工科，过去人们总是在炒作“垃圾围城”，而现在却出现了垃圾不够用的局面，这正反映了技术发展的速度惊人，而社会学科在认知上却没能跟上。 （阅读前请点个赞，点个关注，主页有更多你喜欢看的内容） 当年垃圾分类推行得无比热闹，上海2.1万个投放点改造，志愿者守在桶边挨个指导，城管执法检查15万余次，罚款近万起，小区里海报贴满墙、喇叭天天喊。 结果居民早起赶时间分类，转头垃圾车就混装混运，辛辛苦苦分好的厨余垃圾和干垃圾又搅在一起。 更可笑的是，很多地方只学了“前端分类”的皮毛，中端收运没专用车，末端处理没配套设施，厨余垃圾没地方消化，最后还不是填埋焚烧，完全违背了分类的初衷。 这种靠行政命令硬推、靠居民自觉维系的模式，根本没有长效性，等宣传劲头一过、志愿者一撤，大家自然就懒得分了，毕竟没人愿意做吃力不讨好的无用功。 这就是典型的用人文手段解决技术问题，以为靠教育、罚款就能改变行为，却忘了垃圾处理的核心是全链条的技术支撑，从投放、收运到处理，每个环节都得靠技术兜底，而不是靠人的道德自觉。 更打脸的是，就在大家还纠结“要不要分类”的时候，垃圾处理技术早就突飞猛进，直接把“垃圾围城”变成了“垃圾不够烧”。 2005年全国才67座垃圾焚烧厂，到2023年已经飙到1010座，焚烧占比从9.8%冲到82.5%，填埋场占比只剩7.5%，处理能力直接拉满。 可技术跑得太快，社会认知和规划却没跟上，全国垃圾焚烧厂平均产能利用率才60%，一半时间都在闲置，广州得挖十几年前的陈腐垃圾往焚烧厂送，浙江的焚烧厂，甚至要给垃圾车司机打电话“抢垃圾”。 这不是垃圾真的变少了，而是技术进步带来了两个关键变化：一是分类减量见效，上海可回收物和湿垃圾日分出量加起来近1.7万吨，干垃圾减少17%，可回收物回收利用率达45%。 二是处理技术升级，北京的AI智慧焚烧系统让主蒸汽稳定性拉高30%，重庆三峰御临环保日处理3000吨垃圾的厂，运营人员不到一百人，全靠智慧系统调度。 这些都是“环”科的理工科技术在发力，可当初推行垃圾分类时，却偏偏忽略了这些核心，一门心思在人文宣传上死磕，结果自然是事倍功半。 真正把垃圾分类做好的地方，靠的全是技术兜底的全链条闭环，而不是单纯的人文动员。 银川就是最好的例子，人家搞“两桶一袋”家庭模式，配置智能分类亭，投可回收物能积分换钱，居民参与率超90%。 中端有100辆专用密闭运输车，实时监控轨迹，混装混运直接追责；末端厨余垃圾靠黑水虻养殖变饲料，餐厨垃圾提炼生物柴油，资源化利用率达67.64%，无害化处理率100%。 北京西城区更直接，上了无接触智能垃圾分类箱，隔空操作、自动称重、积分变现，还能用AI监控桶站满溢，清运效率提升40%。 这些成功案例证明，垃圾分类根本不是“能不能说服人”的人文问题，而是“能不能用技术让分类更简单、更有效”的理工科问题。 居民不想分，是因为分类麻烦、没回报，技术能解决“麻烦”（智能投放）、给出“回报”（积分变现）；收运混装，技术能实现“专车专运、全程追溯”；末端浪费，技术能实现“资源化利用”，这才是垃圾分类的正确打开方式。 当年全国跟风搞垃圾分类，本质上是对垃圾处理的认知，停留在“靠人”的层面，却没意识到“环”科这样的理工科，早就提供了全套技术解决方案。 社会学科还在炒作“垃圾围城”的焦虑，用道德绑架让居民承担分类责任，可理工科已经把垃圾变成了资源，把焚烧厂建到了产能过剩。 这种认知差距，导致政策设计从一开始就跑偏了：只盯着前端居民分类，却忽略了中端收运和末端处理的技术配套，结果就是居民的热情被消耗，政策自然难以为继。 现在回头看，垃圾分类不是搞不下去，而是一开始就用错了方法，这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很多社会问题的解决，根源不在道德说教，而在技术创新和方法升级。 尊重理工科的规律，用技术手段打通全链条，比喊一万句口号、罚一千次款都管用，这才是垃圾分类本该有的样子。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