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何鸿燊在江湖上放出消息：如果我被杀了，只要有人能杀了凶手替我报仇，就可以拿到100万赏金。此话一出，所有杀手都不敢轻举妄动，就怕赚了钱没命花。 1961年，当傅老榕家族把一百万赏金砸在赌桌上想要买下何鸿燊的人头时，所有人都以为这个试图染指澳门赌权长达24年旧秩序的“过江龙”死期将至，面对这种要把人物理抹除的威吓，只要是个人都会本能地恐惧，第一反应大多是重金雇佣更多的保镖把自己围得水泄不通。 但四十岁的何鸿燊当时做的决定，哪怕放在半个多世纪后的商战案例里看，都透着一股令人脊背发凉的绝对理性。 他没请保镖，而是找来了律师和报社，公开发布了一则堪称“反人性”的声明：这一百万我也有，但我不买任何人的命，我买那个杀了凶手的人。 如果我何鸿燊被杀，谁能在48小时内把凶手干掉，谁就能提着头来领我留下的这一百万。 这不仅是釜底抽薪，更是在每一个潜在杀手的脑子里植入了一颗无法拆除的炸弹，在那之前，杀手的账本很简单：杀一人，拿百万，从此隐姓埋名享受富贵。 但何鸿燊这道声明一出，整个逻辑链条瞬间崩塌，原本清晰的买卖变成了没有任何退路的“大逃杀”：一旦杀手得手，他自己瞬间就会变身为行走的“百万支票”。 更要命的是，这份赏金彻底击穿了所谓的江湖信任，无论是杀手身边的同伙、负责接应的小弟，甚至包括最初想要买凶的傅家，都有可能为了这唾手可得的巨款，在杀手得手后的那一秒反手捅出那一刀。 在这种极端错综复杂的猜疑链下，即便这笔钱真的存在，又有谁有命去花？仅仅用一纸声明，何鸿燊就把原本指向自己的矛头，硬生生折断在还没有出鞘的阴影里，让“刺杀何鸿燊”这一行为的交易成本无限趋近于死亡本身。 傅家等老牌势力在澳门盘踞多年，靠的是“八大条”那种原始的恐吓与所谓道义上的面子，但何鸿燊根本不讲这些，他用纯粹的商业逻辑解构了暴力。 这种赤裸裸的“对赌”姿态——把自己命当作筹码压上台面——反而震慑住了那些习惯于暗箱操作的旧势力。 而当你跳出这场生死局的战术层面，去审视何鸿燊当时布局的整个盘面，你会发现那“一百万的反向悬赏”其实只是他用来争取时间的“防火墙”，他很清楚，江湖手段虽然能解一时之危，却并不是构筑商业帝国的地基。 在这一百万构筑的安全区内，他早已把真正决胜的棋子落在了别处，要想在鱼龙混杂的澳门站稳脚跟，必须要有坚不可摧的“硬后台”。 霍英东的入局，就是这道最关键的护身符，借重霍氏在香港乃至内地无与伦比的声望，何鸿燊为尚在襁褓中的娱乐公司镀上了一层极具分量的政治保护色，这种眼光直接延伸到了后来他对“一国两制”的坚定拥护以及在内地的各种慈善布局。 稳住了外部环境，还得搞定内部的一地鸡毛，赌场的运营从来是个精细活，既要防千又要留客，不是只有狠劲就能转得动。 何鸿燊极其务实地把台前的大权交给了叶汉，因为只有这位“赌圣”才懂这里面的门道，这个举动迅速安抚了躁动的旧部和资深的赌客，保证了印钞机在易主之后能够立刻恢复运转，没有给对手留下任何可乘之机反扑。 与此同时，他对商业版图的构建展现出了极强的前瞻性，仅仅坐拥赌场是不够的，如果客流进不来，金山也是荒山。 他力排众议重金引进水翼船技术，硬是将香港到澳门那原本漫长的三小时颠簸缩短成了一小时的坦途。 这一小时的差别，直接把香港那个庞大且活跃的资本池子接到了澳门的赌桌上，为整个产业注入了真正源源不断的活水。 何鸿燊永远不让自己处于被动的防守位，无论是那一百万的悬赏，还是后来成立信德、澳博，每一招看似险棋，实则是用极致的利益杠杆去撬动局面。 信息源：《赌王与赌徒：何鸿燊与洗米华背后的港澳豪门斗法》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