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两位夫妻同志在狱中受尽折磨后将被处死。临刑前，敌人说：要上路了，有啥要说吗？男同志听后，脸一红提了个要求。 敌人那句话说得轻飘飘，像是赶猪出栏前的客套，可空气里的铁锈味和血腥味压得人喘不过气。男同志叫陈砚之，那年三十四，瘦得颧骨突出，双手被铁铐磨出深褐色的疤，可眼神还挺稳。 女同志是他妻子林晚晴，三十岁不到，头发被剪得参差不齐，嘴角有干裂的血迹，是前几天逼供时被扇的。他们俩是省城地下交通站的骨干，负责传递密件和掩护撤退路线，三个月前因叛徒出卖被捕，关在城西那座老县衙的后院牢房，天天挨饿、受冻、被鞭抽。 陈砚之脸一红，不是因为羞，是被逼到角落里的一种本能反应。他喉咙动了动，盯着敌人的枪口，慢声说：“能不能……让她先走一步，我随后。”这话一出，林晚晴猛地抬头看他，眼里先是惊愕，接着浮起一层湿意。敌人愣住，像是没想到这种时候还有人关心顺序，互相交换了下眼色，其中一个不耐烦地挥手：“行啊，别啰嗦，快点。” 旁人听着像求情，其实藏着算计。陈砚之和林晚晴在狱中早就合计过，如果同时赴死，敌人可能会借机拍照宣传，把他们的牺牲变成吓唬百姓的工具。要是分开走，至少晚晴有机会在最后一刻避开镜头，也或许能留下一点不被扭曲的痕迹。这不是怕死，是怕死得没价值。他们做地下工作多年，懂得信息战和心理战的分量，连赴死都要选能保住信念的方式。 林晚晴被押出去时步子很稳，她回头看了陈砚之一眼，那眼神没哀求，只有确认。她知道他要用剩下的时间做一件事——把藏在牙缝里的半截铅笔头和一片撕成小块的衬衣布拿出来。那铅笔头是他们从审讯室的木桌缝里抠出来的，布片上是用米汤写的最后一份联络名单，还没来得及送出去。在牢里，他们摸索出一种法子，用米汤写字，干的时候看不见，遇热才显形，这是地下工作的老办法，为的就是防搜身。 陈砚之看着妻子的背影消失在院门拐角，才低下头开始弄那块布。铁铐卡得手腕生疼，他咬着牙一点点展开，把布片按在胸口暖热，上面的名字慢慢浮现。他心里清楚，这份名单送出不去，可他必须完成这个动作，这是他和妻子约定的“收尾”——哪怕人不在，也要让该记得的人记得该走的路。这不是逞英雄，是因为他们见过太多同志因为名单泄露而被围捕，他们想在生命尽头守住这条线，给后来人留个抓手。 敌人见他还在磨蹭，催了一句：“快点，别耍花样。”陈砚之抬起头，脸色依旧发红，那是长期营养不良加上紧张造成的毛细血管扩张。他说：“再给我半分钟，把事交代完。”敌人不耐烦，却也没真开枪，因为规矩里临刑前确有几分钟让说遗言，他们懒得在这节骨眼闹出额外麻烦。陈砚之趁这工夫，把布片塞进鞋底的夹层，那是他事先让林晚晴在被捕那天故意弄松的针脚，专用来藏紧要物。动作做完，他站直，把鞋跟磕了磕地面，发出闷响，像给自己一个暗号。 枪响的时候，陈砚之没有闭眼。他看见院墙上飞过的麻雀，想起刚认识林晚晴那年，也是在麻雀叽喳的春天，他们在秘密培训班里分到同一组，她算盘打得又快又准，他译电码从不出错。 后来他们结为夫妻，不只是生活伴侣，更是把命拴在一起的战友。狱中受审，他们挨打没吐半个字，不是硬扛，是明白一旦开口，会有更多人死。此刻中弹，他感到热流从腹部涌出，脑子反而清明，想着林晚晴已经走远，名单保住了，她或许能把消息带到下一个联络点。 后来组织上找到林晚晴时，她正躲在邻省一家裁缝铺做帮工。她鞋底那块布被她取出时，字迹已有些模糊，可还是辨认出七个名字。靠着这些线索，三条被切断的交通线重新接上，十几个隐蔽点的同志得以转移。林晚晴活了下来，带着陈砚之那句“让她先走一步”的用意，继续做交通员，直到抗战结束。她晚年常说，砚之那次脸红，不是怯场，是把最后一点算计和爱护都压进一句话里，让死亡也能成为盾牌。 这事让人看清，真正的革命者面对绝境，不会只剩慷慨悲歌。他们会算顺序、用方法、藏线索，把个体的终结变成集体存续的一环。所谓爱情与信仰交织，不是挂在嘴上的口号，是生死关头替对方想下一步，是连赴死都能变成策略的一部分。陈砚之的要求表面温吞，背后却是冷静到骨子里的担当，他知道枪响之前能做的每一件事，都可能让后来人少走弯路。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