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珮云老人96岁与世长辞，让人惋惜不已，而她的丈夫王汉斌如今已是百岁高龄，身体依旧硬朗康健，夫妻俩都是实打实的高寿之人，携手相伴一辈子，伉俪情深的模样，想想都让人动容。 1980年冬，北京的风格外刺骨，全国人大法工委的一间办公室里，王汉斌眉头紧锁，反复翻阅手边几十份资料。 他正参与起草新宪法，那年他57岁，任务是将刚刚恢复不久的法治基础写进国家根本大法。他要求搜集35个国家的宪法文本，还特别要来了台湾“六法全书”以及香港地区60册法律资料。 有人质疑是否太细，王汉斌只回了一句：“不是每一条都写进宪法，但必须看明白为什么别人这么写。”他在之后27个月几乎每天熬到深夜。 他坚持要将“疑罪从无”写入法律，他说这不是感情用事，这是理性立法的底线。 就在王汉斌深陷法条堆时，彭珮云被调任为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她第一件事不是主持会议，而是去了学校女生宿舍楼，查看冬季取暖情况。 她说，这地方是她走过最重要的一站，不管职位高低，得先把人心暖了。那是1978年，彭珮云刚平反归来不到两年，曾经的干校日子她从未对任何人细说。 王汉斌也只在她归来那天，亲手煮了一碗热汤面，没多话。 1986年，《民法通则》正式出台，王汉斌站在人大讲台上通宵讲解草案的条文内容。他说自己不是专家，但法律就是讲清楚的事，不能糊弄。 1992年，彭珮云以全国妇联副主席身份推进《妇女权益保障法》立法，面对有人反对将“家庭暴力”列入条款，她硬是拍了桌子，“你可以不信暴力存在，但你不能不让法律保护被打的人。” 她和团队跑了七个省，实地调查数百个案例，草案上交那天，她手里还拿着一摞调研记录。 那几年，王汉斌已经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每次讨论儿童权益议题，都会默默递给彭珮云一张写满建议的纸条。他们在不同办公室里办公，但文件传来传去，像年轻时传的纸条信。 他们在人大共事几年，王汉斌常说，立法过程是最容易看出一个人心性的时候。他认定彭珮云做事不拐弯，打算什么就干什么。 他知道那不是顺利的工程，但没有退路。 晚年生活简单，王汉斌爱打桥牌，彭珮云就坐边上记分。逛书店时，她看书，他拎包。有次记者问他如何评价夫人一生，他说：“她是把法律当真事儿干的人。” 如今彭珮云已远去，王汉斌仍住在那个老旧的院子里。有人来看望，他依旧讲宪法、讲条文、讲那碗热面条，讲到后来突然说：“那年她被下放，我托人捎过一封信，不知道她收没收着。” 事情没有结束，因为他们留下的法律和信念还在影响着后人。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名号，却用几十年时间，把看不见的保护，变成了写进法律里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