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地下党员王同兴家里来了两个陌生人，他们说着接头暗号，邀请王同兴去开会，可到了半路，他却发现，这两人竟是特务！ 这一年，济南城的空气紧绷得让人喘不过气。自从前一年地下组织多处联络点被破坏后，城内的秘密交通线频繁调整，许多熟面孔突然消失。 王同兴并不是济南本地人，却长期在这里活动，负责的是最危险、也最关键的工作，在多条交通线之间转送情报。组织之所以把任务交给王同兴，是因为此人做事细致，记忆力强，从不在同一条路上反复出现。 在那次“被邀请开会”之前，王同兴已经接连数日没有执行外出任务。上级通知交通员进入短暂静默期，这是1934年山东地下组织常用的应急手段，用来躲避国民党特务的大规模清查。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这两个突然上门的“同志”，显得格外不合常理。 王同兴并没有立刻拒绝。地下工作要求谨慎，但同样忌讳草率。接头暗号整体无误，只在最后一句略有出入，放在平时，很多人可能会一笑而过。 可王同兴心里清楚，暗号不是口头习惯，而是组织纪律的一部分，哪怕改动一个字，也要经过上级批准。这个念头在脑子里一闪而过，却没有表现在脸上。 走出家门后，王同兴刻意放慢脚步，注意周围环境。小巷僻静，正是济南城内常见的老街道，两侧高墙连成一线。 这样的地方，过去常被用作安全接头点，但在1934年，反而成了特务布控的重点区域。王同兴听着两名同行者的口音，判断并非山东本地，这一点与组织此前的提醒完全相反。 这一判断并非凭空而来。早在1932年至1933年间，国民党情报系统就开始在山东使用“钓鱼”手段，通过被捕人员逼供出残缺信息，再由外地特务伪装成地下党员实施引捕。 很多交通员正是倒在这种“半真半假”的接头上。 王同兴参与交通工作多年，对这些案例并不陌生。 巷子越走越深，前方却迟迟没有出现所谓的“开会地点”。王同兴心里逐渐有了底数。腰间衣物的轮廓、行走时的步伐节奏，都在不断提醒王同兴，身边的人并不简单。 就在这个时候，王同兴开始反复权衡。如果继续前行，极可能被带入早已设好的包围圈；若贸然折返，又可能立刻引起对方警觉。 短短几分钟内，过往几年地下工作的经验在脑中迅速翻涌。有人曾在类似情境中试图强行脱身，结果当街被捕，连累整条交通线。 王同兴想到自己掌握的那些信息。那不仅仅是纸面上的名单，而是十几处联络点、二十多名仍在活动的同志。 如果失手，后果不止一条性命那么简单。正是在这种压力之下，王同兴意识到，任何犹豫都可能让局面彻底失控。 脚步声在狭窄巷道里回响，王同兴感觉背后衣衫已经被汗浸湿。他开始留意最近的拐角、出口以及人流密集的方向。这并非临时起意，而是地下交通员日常训练的一部分。 每一次外出，都会在心里预设至少两条应急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