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孙红雷和陈小艺拍戏时要接吻，孙红雷紧张得直冒汗，他对导演说：“你要不走开点？”谁知导演的反应让孙红雷气的跳脚。 片场灯光一亮，孙红雷对着对面站着的陈小艺，心里比拍打戏还紧张。剧本上写得明明白白，这是一场真接触的吻戏，更让他发怵的，是监视器后面坐着的那个人，导演刘惠宁，陈小艺的丈夫，也是他演艺路上的“贵人”。 镜头还没开，他就凑过去小声请示：“刘导，要不你先去喝杯茶？”刘惠宁抬眼看了他一眼，笑着回了一句：“我走了，谁喊开始？”一旁的陈小艺也打趣，说都是专业演员，让他别想太多，把自己当成角色就行。 这话说得轻巧，真到了“预备，开始”的时候，孙红雷还是紧张得掌心冒汗。台词一句没错，眼神却怎么都不够自然。 刘惠宁连喊几次“停”，不是嫌表情不到位，就是要重调机位灯光。几条下来，孙红雷衬衫都湿透了，心里直打鼓：在恩人面前真亲他的老婆，这关也太难过了。 这种尴尬，不只是因为“导演的老婆”这层身份，更因为两人关系不一般。早年《我的父亲母亲》开机时，刘惠宁给了还默默无闻的孙红雷一个重要机会，让他第一次被观众记住。 出身普通、17岁靠舞蹈比赛进中国歌剧院舞蹈团、一点点熬过来的孙红雷，一直把这份提携记在心里。 如今在刘惠宁眼皮子底下，拍他和陈小艺的感情戏，还得真情实感地演出从敌人到爱人的心路，这不仅考演技，更考心态。 《半路夫妻》里，孙红雷饰演的，是一个曾混迹黑道、做过错事的男人，被陈小艺演的女警察抓住，又在对方的坚持和温情中回头是岸，后来潜入黑帮做卧底，最后并肩作战走到一起。 拥抱只是开胃菜，几场亲吻戏才是感情线的关键节点，借位根本交代不了情绪。 从角色角度看，他必须把“从抗拒到信任”的情感递进，完整交给镜头；从现实角度看，他又要克服“当着朋友兼恩人的面亲对方妻子”的别扭。两重压力叠加，第一次开机他就露了怯，眼神里写满了“放不开”。 刘惠宁没有顺着他的“难为情”，也没有选择回避，而是反复要求重来，换机位、调灯光、补特写。对他来说，监视器里的画面只有两个标准：像不像角色，打动不了观众。至于现场有多尴尬，反倒是第二位的。 陈小艺则在两端之间做缓冲，一边配合导演，一边帮孙红雷稳住状态。她提醒他，把自己当成剧里的女警，把监视器后的人当成空气，把所有的紧张都交给角色去消化。几条下来，孙红雷从一开始的拘谨，慢慢进入人物，眼神里不再是“孙红雷的不好意思”，而是那个曾误入歧途、又被拉回正轨的男人对对方的依恋与信任。 直到刘惠宁看着监视器，终于说了一句“可以了，再补一个角度”，这场戏才算真正过关。 后来他还调出不同镜头给孙红雷看，每一个角度里，情绪都略有差异，却都能对得上剧情的节奏。孙红雷看完，只能憋出一句：“行，你是导演，你有理。” 类似的场面，在圈里并不少见。葛优当年和徐帆拍亲密戏，冯小刚就坐在监视器前嗑瓜子，还在旁边起哄：“葛大爷，放开点。” 观众屏幕上看到的是甜蜜，是化学反应，现场演员经历的，却是一次次心理建设和专业博弈。 从孙红雷身上，可以看见这种专业背后的底色。他出身清贫，少年时靠舞蹈谋生，后来才凭演技杀出一条路。 对他来说，遇到一个肯用他的导演、本子，就是机会，也是恩情。所以哪怕这场戏拍得心里别扭，他依然按要求一条条来，调整、重来，直到成片为止。 而对刘惠宁来说，面对的是另一重两难：既要顾及家人的感受，又不能因为私人关系降低对作品的标准。 最终他选择把一切交给画面说话，用一次次“停，再来一条”逼出最合适的效果。夫妻与朋友之间，也正是在这种反复磨合里，建立起比情面更牢固的信任。 等这场戏播出时，观众只会记得剧中那对在风雨里携手的男女，很少有人想到，当初拍摄现场，三个熟人之间经历了多少轮心理拉扯。 真正支撑这一切的，是演员肯为角色放下“难为情”的那一点勇气，也是他们把“敬业”这两个字，当成底线而不是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