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陈永贵的孙女陈春梅。她不是名人，也不算是高官，现任最高人民法院督察局副局长。但是她的爷爷可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风云人物——农民出身的副总理陈永贵。 1999年的那个酷暑，那是全国高考实行统一试卷的年份，也是陈春梅人生的第一个分岔路口，那一年，陈春梅所在的山西省，高考竞争惨烈，录取率低至7%。 分数线划出来更是让人心里五味杂陈：在山西，文科一本线高达545分；而在几百公里外的北京，这条线只有445分，足足一百分的差距，意味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 按照当年的行情，如果陈春梅口袋里揣着一张北京户口，哪怕只有525分，也足够敲开兰州大学这样985名校的大门。 但在山西，她只能咬牙苦读，在一个直到2023年连麦当劳、肯德基都没进驻的小县城昔阳里，去抢那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机会，最终，她留在了太原，考入山西大学。 而陈春梅这张没能拥有的“北京户口”，其实是爷爷陈永贵亲手“拦”下的。 早在陈永贵当选副总理时，按规定，他完全有机会把全家的户口从那“穷得叮当响”、山多地少的大寨迁进北京，那时候，进京意味着从“泥腿子”变身“吃皇粮”的城里人，享受更好的教育、医疗和就业分配。 但陈永贵哪怕住在钓鱼台，心里盘算的还是一笔“农民账”，他觉得自己既然在国务院拿了工资，再把已经参加工作的长子、次子和女儿都弄进城，那就是“占国家的便宜”，这事儿他干不出来。 家里人也不是没想法，但谁也拗不过老爷子的“死理”，在陈永贵看来，只有当时还在读书的小儿子陈明亮需要解决上学问题，这才勉强办了迁户口的手续，至于其他的子女，包括陈春梅的父亲陈明珠，都被“按”在了原地。 长子在昔阳县宣传部兢兢业业干到退休，连晋升机会都因为父亲的阻拦而泡汤；次子陈明善原本在部队前途无量，硬是被父亲劝回来转业，最后在昔阳拖拉机厂当了工人，哪怕90年代末工厂倒闭下岗，也没能沾上一点光；三女儿则守着县公安局的档案室，整理了一辈子的资料。 这种近乎不近人情的“原则”，塑造了陈春梅的早年经历，她没在首都的红墙下长大，而是在大寨听着爷爷讲怎么刨食、怎么修梯田。 在爷爷眼里，即便是进了中央，他每年还得抽出三分之一的时间回大寨劳动，另外三分之一时间在全国跑调研，真正坐在办公室的时间也就剩那三分之一。 他甚至住不惯高墙深院的国宾馆，非要搬进普通小院，这种作风不仅影响了他自己——直到1980年辞职后户口才进京——也深深烙印在了陈春梅身上。 虽然错过了北京的高考红利，陈春梅却在山西大学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她从不抱怨环境，在校期间不仅完成了本硕博的学业，还一头扎进了法学的学术海洋。 就在参加高考的那年，她已经在《理论前沿》杂志发表了题为《论行政指导的司法救济与法制化问题》的论文，这在本科生中极其罕见。 如今在中国知网上搜索她的名字，能看到25篇扎实的学术论文，这些都是她用无数个挑灯夜读的日子换来的，和家世背景毫无关系。 毕业后的选择，再次验证了“家风”的惯性，陈春梅身处的环境其实充满了诱惑，她的小叔陈明亮，后来在商界搏杀，被媒体捧为“新一代晋商典范”；甚至爷爷老部下郭凤莲的儿子，也成了赫赫有名的“大寨首富”，出手便是3000万重修普乐寺，如果陈春梅想走商业捷径，这一张张关系网或许就是现成的“金名片”。 但她偏偏选了一条最枯燥、最需要坐“冷板凳”的路——法院系统，她从最基层的法官助理做起，在案卷堆里摸爬滚打，后来曾挂职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副院长分管行政审判，又一路干到最高法督察局。 她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追逐财富的洪流，而是拿起笔，写下了一本《我的爷爷陈永贵：从农民到国务院副总理》，字里行间记录的不是家族的荣光，而是时刻提醒自己不能忘掉的“根本”。 1986年那个春寒料峭的三月，陈永贵因肺癌离世，留下的只有8365元遗产，那是他攒了一辈子的积蓄，里面甚至还有土改时分得的3000元，他嘱咐全交了党费。 这种赤诚和清贫就像一颗种子，虽然没有给孙女长成遮风挡雨的大树，却让她长成了哪怕在盐碱地里也能扎根的坚韧劲草。 从当年的落榜名校，到如今法学界的翘楚，陈春梅用自己的人生轨迹证明了：不靠特权改命，路才走得最踏实。 信源：人民网孙女解密陈永贵升迁内情:如何进入高层视野 世界晋商网 山西人陈春梅，履新职！她曾著有《我的爷爷陈永贵:从农民到国务院副总理》 《陈永贵的四个孩子》《大寨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