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骂清朝是夷狄，曾国藩用一份檄文扭逆转乾坤 咸丰四年（1854年）初春，湘军水师战船云集衡州码头，两万兵勇整装待发。曾国藩站在船头，手中攥着刚刻好的《讨粤匪檄》，江面寒风卷着墨香，吹开了这场舆论反击的序幕。此时距金田起义已三年，太平军从广西打到长江，每到一处必喊"驱除鞑虏"，将清朝斥为关外夷狄，这份民族矛盾牌打得清廷节节败退——毕竟爱新觉罗氏的龙旗，确实是从山海关外飘进来的。 但曾国藩看懂了太平军的致命弱点。洪秀全拜上帝教那套"天下男子皆兄弟，天下女子皆姊妹"的平等主张，在广西山区能煽动贫苦农民，却触碰到了中原士绅的逆鳞。当太平军在郴州焚毁孔庙，在武昌拆毁关帝庙，当他们宣称"田皆天王之田，货皆天王之货"时，江南的士大夫们突然发现，这些喊着"反清"的长毛，要推翻的何止是满人皇帝，更是延续两千年的君臣父子之道。 檄文第一句就戳中要害："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曾国藩不提满汉之分，只问文化存亡。他太清楚，自康熙皇帝祭孔子、修《四库全书》，清朝早已不是单纯的部族政权，而是儒家道统的守护者。雍正帝当年驳斥"华夷之辨"时就说过："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此刻曾国藩接过这个逻辑——太平军才是真正的夷狄，他们从西洋搬来的上帝教，比关外满人更陌生、更危险。 湘军大营里，幕僚们曾担心"为清廷辩护"会遭汉人抵触，曾国藩却冷笑："洪匪毁的是曲阜的孔子木主，烧的是岳阳的关帝庙，砸的是苏州的城隍庙。这些庙里供的不是满人皇帝，是读书人的祖宗牌位，是百姓的香火信仰。"他在檄文中细数太平军暴行：男子日给米一合驱作炮灰，妇人解脚不从便砍足示众，船户逃亡则倒抬尸体……这些细节未必全是事实，却精准刺痛了普通人对秩序的渴望。 更狠的是第三段。曾国藩抬出李自成不犯曲阜、张献忠犹祭文昌的旧例，反问："粤匪连关帝岳王都敢毁，难道比流寇还不如？"这话像根银针，扎进了所有地方精英的恐惧——他们可以容忍改朝换代，但绝不能接受祖宗信仰被连根拔起。浙江的举人汪士铎读檄文时拍案而起："长毛要的不是换皇帝，是让我们都变成不拜孔子的蛮夷！" 这场文化反击的效果，在湘军收复武昌时显现出来。城破之日，武昌士绅自发组织"护书队"，从太平军焚毁的学宫里抢救出两万卷典籍。曾国藩后来在日记中写道："胡林翼在黄州办书院，左宗棠在长沙刻《正学遗书》，这些事比杀十万长毛更要紧。"因为他知道，当江南的塾师们开始给学生讲"湘军是为孔孟而战"时，太平军的"夷狄"帽子，就牢牢扣在了自己头上。 最微妙的是檄文的结尾。曾国藩不提"效忠皇上"，只说"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这种去朝廷化的表述，让江西的商人、湖广的农民都能找到共鸣——他们未必爱戴满人皇帝，但绝不愿自家的土地庙变成礼拜堂，不愿儿子读的不是《三字经》而是《圣经》。湘军后来在安徽招兵，许多农民报名时说："不为朝廷，为保村里的土地公。" 这场舆论战的转折点，发生在咸丰六年（1856年）的江西樟树镇。太平军将领石达开在此地推行"照旧交粮纳税"，试图拉拢地主，却因要求百姓蓄发、禁拜祖先，反而逼得乡绅们倒向湘军。当地士绅联名写信给曾国藩："宁做清民奴，不为长毛酋。"这正是檄文想要的效果——当文化认同超越民族隔阂，满汉矛盾就变成了文明存续的选择题。 十年后，湘军攻破天京，洪秀全的宫殿里搜出半本未烧尽的《论语》。曾国藩望着灰烬说："他输就输在，不该把孔子当成比满人更大的敌人。"这句话道破了天机：太平军以为汉人必反满人，却忘了汉人更怕丢了自己的文化血脉。而曾国藩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把一场王朝保卫战，变成了文明保卫战——这才是比刀枪更厉害的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