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毛主席老了82岁了，突然问身边的人：功德林里还关着那些国民党战犯吗？ 一九七五年，毛主席八十二岁，很多往事已经不细说了，有时一两句就带过去。 那天他忽然问身边的人：“功德林里，还关着那些国民党战犯吗？”一句话丢出来，屋里一下安静，把人心思又拉回二十五年前。 一九五零年九月，北京功德林关着一批国民党高官和将领。 外面的动静，几乎全靠每天送进来的《人民日报》。 那天报纸刚到，文强正写军统北方局材料，一抬头看见版面上“美军仁川登陆”几个字，人一下僵住。反复确认没看错，夜里翻来覆去，在日记里写道：朝鲜半岛山多路窄，游击战打不开，阵地战铺不开，解放军在大陆靠“小米加步枪”对付国民党还行，要跟美国人硬碰，“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 院子里消息传得快。 有人拍巴掌高喊“共产党万岁”“美国必败”，有人一句话不说，每次报纸一来伸手最快。 教导队索性让大家写对这场战争的预测。文强写出一篇五千多字长文，把美国说成“山巅之国”，武器先进，火力猛烈，盟友众多，后勤雄厚，志愿军在他笔下几乎只剩“勇敢”，收尾落下一句“美国不可战胜”。 不少人交上来的稿子意思相仿，只是换了几句，心里都认定共军要吃大亏。 同一排房子里，杨伯涛的心思渐渐往另一边去。 湖南芷江垅坪乡的侗族农家子弟，在旧军队里一路打到十八军军长，又当过美械装备干部训练部主任，对美式武器、条令都不陌生。 淮海战役兵败被俘，他在押送途中看见国民党部队走过的村子被抢得乱七八糟，老百姓见了军装就躲；解放军一到，同样的村子有人烧水递红薯，孩子围着战士看枪。谁得人心，他心里有了杆秤。 朝鲜战争打响，他明白掌握的细节不能烂在肚子里。 美军火力猛，炮能迅速织成火网，装甲车带着步兵推进，空军沿交通线啄补给线，军官和士兵分工细，令行禁止，看上去是一台顺畅的机器。 可机器也有缝。 杨伯涛在功德林里约来宋瑞珂、吴绍周、侯吉晖、林伟宏，几个人合在一起，把对美军的观察整理成《关于美军战术之研究》，足足六万多字。 材料先把美军的强项排开：火力集中，机械化程度高，空地配合紧密，后勤充足，很少闹“弹尽粮绝”；又挑出软肋：过度倚仗空中侦察，看不清就迟疑，夜战薄弱，步兵在突然近战里容易慌神，更指望炮火和飞机顶在前面。 写到对策，吴绍周提了两条，众人点头：夜间发起攻势，让美军的眼睛和炮火优势打折；主动贴上去打近战，把阵地搅成一团，让美国人的炮兵和飞行员不敢随便开火。 报告送上去，功德林教导大队点名表扬，说这几位“对人民有功”。 院子里还有一个人，想得又是另一套。杜聿明，当年指挥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对美械装备极为熟悉。被俘以后，他在功德林里读毛主席著作，在心得上写下“人非木石，孰能无感”，承认共产党替劳苦大众操心。 朝鲜战争消息传来，他觉得美军武器好，空地配合顺，战术上却偏爱“一字长蛇”。 朝鲜山多路窄，只要敢夜行军、钻山沟、打近战，这条“长蛇”就有被咬断的可能。 志愿军后来靠夜战、近战和山地穿插，把对手从鸭绿江边推回三八线附近，他听完战报，说了一句：“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确实站起来了。” 那些原本认定“美国不可战胜”的人，被战报一回回顶住了脸。 黄维起初坚信志愿军撑不住，报纸看多了，开始怀疑自己当年的判断；邱行湘每天抢在最前头拿报纸，看完常常说不出整句；廖耀湘当初放话：“看着吧，他们敢跟美国人打，结局肯定惨”，等来的却是一封封捷报，只好承认一句：“共军确实了不得。” 支援前线的活计，把这种变化烙得很实。功德林里搭起一排大铁锅，战犯们被组织起来炒面做干粮。曾经在地图上调兵遣将的将领，卷起袖子站在灶前。 杨伯涛一边翻炒，一边琢磨句子，写下《为抗美援朝中国人民志愿军炒干粮》。 那句“只缘此身罪待改，心逐米粒到战场”，说的正是他们盼着赎罪的心思。 多年后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摆进博物馆，人们再提那场仗，很少想到功德林院子里的油烟味，却难免会提到这些名字。 一九五九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国家宣布特赦战犯，毛主席亲自点头。 北京功德林两百多名战犯里，首批十个人名字被念出：王耀武、杜聿明、曾扩情、宋希濂、杨伯涛、郑庭笈、邱行湘、卢浚泉、周振强、陈长捷。 曾经印在国民党军令上的名字，这回出现在新政权的特赦名单上，背后是几年里一份份悔过材料，也是抗美援朝期间一纸纸对美军的分析意见。 一九七五年那句“功德林里，还关着那些国民党战犯吗”，落在知情人耳朵里，像是把这一大段历史翻开。 中南海的灯光映着老人的侧脸，远处那座早已静下来的院子，在记忆里又亮了一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