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64年初的一天，28岁的张连芳，被组织派往西北执行项绝密任务。在正式执行任务前，她突然被要求拍一张特殊的照片，其实这张照片，就是遗照。 一张黑白照片定格在1964年的初春，镜头里的姑娘笑得从容，只有站在她身后的人才在心底暗自发抖：这哪里是普通的证件照，这分明就是一张备用的“遗照”。 照片的主人叫张连芳，28岁，行囊里除了简单的换洗衣物，还塞进了一本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 在这个甚至略带文艺气息的行囊封口之前，她刚刚签下了一份把自己推向“鬼门关”的承诺，在此之前，她的生活轨迹在常人眼中已然足够传奇——原本作为东北工人家庭的女儿，她大可以顺应当时的潮流选择去苏联留学，安稳地做个知识分子，但她偏偏在一众劝阻声中倔强地转向，一头扎进了严酷的飞行选拔。 这种骨子里的“硬”，早在徐州空军航空预备学校时就已铸就，那时候并没有什么高科技辅助，飞行全靠脑子算、眼睛看。 为了练出这就本事，别的姑娘在梦乡时，她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啃《航空领航手册》，教员被这份韧劲打动，把自己珍藏的计算尺送给了她，没想到这把尺子，后来竟真的成了她在万米高空的一双“眼睛”。 从毕业那年起，这双“眼睛”盯着大兴安岭的森林大火，盯着南海搜寻难民的波涛，一直盯到了1964年这片荒凉的西北戈壁。 然而，马兰基地的现实远比小说里的描述要粗矿得多。 下了运输机，迎接张连芳的不是鲜花，而是直灌口鼻的风沙和几乎无法下咽的苦咸水，作为整个机组里唯一的女性，生活的窘迫来得更加具体而微。 在这片几乎被男人和机器填满的荒漠里，战友们只能找来几块破席子和雨布，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给她拼凑出一个简易厕所。 西北的风从不通人情，常常把这个脆弱的庇护所卷得无影无踪，大家开玩笑叫它“飞行的厕所”，张连芳听了也只是跟着笑，转头就把心思又埋回了那一堆复杂的航图里。 在这里，真正让她紧锁眉头的不是生活条件的艰苦——哪怕每天嚼着馒头咸菜、极少见的红烧肉成了唯一的慰藉，真正致命的挑战在于“领航”本身。 这片空域是个巨大的迷魂阵，地面全是枯燥重复的黄沙，找不到任何明显的地标，风向诡谲多变，飞机在空中的偏流角甚至能超过20度。 在这个没有任何卫星导航辅助的年代，一旦飞偏，后果不堪设想，在等待“那一天”到来的十个月里，她白天顶着风沙跟机械师一个个核对零件，晚上就在微弱的灯光下，凭着那是那把老旧的计算尺，在图纸上把每一种可能的气流突变都推演了一遍。 1964年10月16日，倒计时的读秒声敲打着所有人的神经，随着那一声震撼世界的巨响，巨大的火球如同一颗狂暴的新生太阳冲破地平线，蘑菇云腾空而起。 在大多数人欢呼庆祝、甚至流下激动的泪水时，张连芳的战斗才刚刚开始——她不仅要目睹这一刻，更要冲进那团足以毁灭一切的云里去。 这绝不仅仅是盘旋观测，指挥部下达的任务核心是“取样”，飞机必须在核爆后30分钟这个极其危险的时间窗口，一头扎进依然翻滚的蘑菇云内部。 越是靠近那团烟云，机身颤抖得越剧烈，驾驶舱内的温度极速攀升，所有的仪表盘像疯了一样胡乱旋转。 在那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与剧烈颠簸中，张连芳死死盯着那些几乎失效的数据，凭借着过往无数次训练累积的本能和直觉，在生死的缝隙中寻找切入角度。 如果说第一次穿越是勇气的体现，那么随后的决定则是近乎悲壮的牺牲，当得知第一次采样的数据可能不够完善时，机组在稍作休整后，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在这个刚刚炸裂过原子核的致命空域，进行第二次穿越。 这一次，气流更加狂暴，飞机几次濒临失控，当飞机最终带着珍贵的样本颠簸着降落在跑道上时，走下舷梯的张连芳面色苍白，那个曾经需要被窝里的手电筒照亮的数学天才，此刻头发凌乱，双腿发软，却倔强地拒绝了地勤人员的搀扶。 这次任务像是一个隐秘的分水岭，由于那次不顾一切的“双重穿越”，超剂量的辐射无声地侵蚀了她的身体，大把脱落的头发成了荣誉背后残酷的代价。 但这位曾经为了看清蓝天而拒绝留学安逸的女性，直到1990年退役前，始终没有离开过那片让她魂牵梦萦的领域。 后来在民航带徒弟时，年轻的小伙子们常常被她严苛的要求训得抹眼泪，却鲜有人知道，这位严厉的师父，当年是如何在那张“遗照”的阴影下，把身家性命都押给了那个神圣的地方。 如今，在马兰基地的教育基地展柜里，摆放着那架飞机的模型，它安安静静地停在那里，不再需要面对狂风与辐射，却永远记录着那个即使发丝脱落、也要飞向太阳的年轻身影。 信源：人民网《隐姓埋名的戈壁英雄：那些为核事业奉献的无名者》 《解放军报》2021年10月15日刊《绝密任务背后的遗照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