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丰速运的创始人王卫，从来都不抽烟喝酒，而且还沉默寡言，甚至曾经做过清洁工。可任谁都没想到的是，就这样老实沉默人，却凭借自己毒辣的眼光建立了快递王国。 2017年，深交所的钟声敲响时，空气里弥漫着金钱过热的焦味。 那个早晨，顺丰的股价代码在电子屏上疯跑，王卫的身家瞬间被推到了千亿级别，福布斯榜单上那个“第四名”的铁王座赫然刻上了他的名字。 紧接着，14个亿的现金像暴雨一样砸向了顺丰的基层。没有画饼，没有期权协议，就是实打实的钞票。每个快递员的账户里最少多了1888元，多的甚至过万。 站在敲钟台上的那个人，穿着印有顺丰Logo的工作服，眼神里却看不到那种资本大鳄惯有的精明与张扬。如果你在二十多年前的香港九龙街头碰到他，绝对不会多看他一眼。 那时他手里拿的不是上市锣锤，而是扫把。 王卫是上海人，7岁随父母移居香港。在那座水泥森林里，知识分子的父母沦为了杂工和流水线女工，阶层的滑落往往只需要一张不被承认的学历证书。 十几岁的王卫辍学了。他在印染店染过布，在写字楼里做过清洁工。在那个遍地黄金也遍地陷阱的年代，他染上了一个“怪癖”：不抽烟，不喝酒，甚至不怎么说话。 收工之后，工友们聚在一起推杯换盏、谈笑风生，而他却形单影只，默默蜷缩在角落里，眼神空洞，陷入了发呆的状态。众人皆认为，这位年轻人木讷寡言、忠厚老实，甚至在某些人眼中，他的行事风格显得有些窝囊，仿佛总是逆来顺受，缺乏应有的锋芒。 其实他在观察。他在看那些从香港发往内地的包裹，为什么要在海关积压那么久？为什么丢失率高得离谱？ 1993年，22岁的王卫向父亲借了10万港币。他没有去炒楼，也没有去赌马，而是跑到了广东顺德，在一家小卖铺后面租了个仓库。 那是真正的“死角”，连窗户都被砖头封死了。 在这个密不透风的盒子里，顺丰诞生了。只有6个人，几辆摩托车。王卫当时干的事，在行话里叫“水货佬”，在竞争对手眼里叫“黑快递”。 他亮出的第一把刀是价格。彼时，通港件市场均价高达70元，王卫果断出手，以雷霆之势将价格大幅压低，直接砍至40元。这根本不是竞争，这是割喉。 低价策略像嗜血的鲨鱼，迅速撕开了珠三角的市场缺口。曾经那个在角落里发呆的清洁工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背着背包、骑着摩托在深港两地疯狂穿梭的影子。 有人给他敬酒，他挡回去。有人给他递烟，他摆摆手。除了“快”，他对这个世界似乎毫无兴趣。 到了1999年，顺丰已经野蛮生长成一个庞然大物，但内部却烂透了。 加盟制的弊端像毒瘤一样爆发：暴力分拣、夹带私货、甚至有加盟商把客户信息卖给竞争对手。投诉电话快把王卫的耳膜震破了。 在这个节骨眼上，王卫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后背发凉的决定：削藩。他要废除加盟制，全部改为直营。 这动了太多人的奶酪。这不是商业谈判，这是在虎口夺食。 反弹来得剧烈且血腥。谩骂和恐吓信像雪片一样飞来，甚至有利益受损的加盟商雇佣了境外黑社会，对他发出了“追杀令”。 那段时间，王卫的生命安全悬于一线。他不得不雇佣贴身保镖，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资金链也断了。为了回购股份，他抵押了两套房产，账面上最惨的时候只剩下几万块钱。堂堂顺丰老板，蹲在仓库里啃馒头，还要时刻提防背后的冷箭。 但他没有退半步。这场仗打下来，顺丰完成了从“梁山泊”到“正规军”的蜕变。如果当时他软了，今天我们看到的顺丰，可能早就死在了某个脏乱差的转运中心里。 2003年，非典席卷全国。 街道空了，恐慌在空气中传播。地面交通受阻，民航客运量断崖式下跌，航空公司亏得底裤都要掉了。 绝大多数生意人在想着怎么止损，王卫却看到了机会。 他干了一件违背常识的事：在全行业大萧条的时候，逆势抄底。他利用航空运价大跌的空窗期，签下了全货机包机协议。 高管们疯了，租飞机的钱是烧出来的，万一疫情持续，顺丰得陪葬。 王卫不管。他把身家性命全押在了天上。 结果，顺丰成了当时唯一能做到“隔日达”的快递公司。当别人的货还在高速公路上被层层盘查时，顺丰的飞机已经落地了。 这一把，他赌赢了。顺丰从此不仅是“快”，而是“独一无二”。这种护城河，是靠真金白银和胆量砸出来的。 时间拉回到2026年的今天。 那个曾经身价千亿的男人，依然很难在媒体的聚光灯下找到。除了那次上市敲钟，他几乎像个隐形人。 在顺丰的某个中转场，你偶尔可能还会看到一个穿着工装的中年男人，蹲在地上核对单据。员工们行色匆匆，没人认出这就是老板。 从清洁工到商业教父，王卫似乎只做对了一件事：他把“老实人”的面具焊在了脸上，手里却始终紧紧攥着最锋利的刀。 他说过一句话：“让员工挣到有面子的钱。” 这可能比那14亿红包，更像一句人话。 信息来源：中国台湾网2022-04-2014：17—顺丰王卫：从“水货佬”到千亿身家的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