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9月，鲁西南军分区独立团一营教导员任耀庭看了一眼四连连长郭桂田腰间的驳壳枪，说：“啥时候搞的新家伙？”说完，趁其不备，猛地把郭桂田的枪从腰间拔了出来，大声喊道：“捆起来！” 这里是鲁西南解放区腹地，秋收刚过，部队正在为下一步行动做准备。任耀庭担任一营教导员多年，负责的不是冲锋，而是纪律、思想和安全。 这个位置，决定了任耀庭必须对任何异常保持高度警惕。驳壳枪在当时属于稀缺的短武器，按照鲁西南军分区的规定，凡缴获武器必须统一登记，连级干部更不能私自留存。 任耀庭并非一时起意。 三天前，鲁西南军分区侦察员在例行排查中发现异常，有情报显示，一名连级干部夜间离开驻地，前往村西破庙，与陌生人员接触。 破庙所在位置靠近交通要道，过去曾被日伪军使用，解放后被废弃。任耀庭拿到情报时，第一反应是否认，因为郭桂田左臂留下的伤疤，是1944年反“扫荡”中被炮弹破片所伤，军医记录至今仍在团部存档。 就在任耀庭犹豫期间，三排在执行外围警戒任务时遭遇伏击。伏击发生在清晨，地点位于郓城至曹县之间的一条土路。 牺牲的五名战士，全部是老兵。更让人警觉的是，对方行动路线精准，埋伏点正好卡在我军行军转向的位置。事后清理战场发现，对方使用的路线标注，与独立团内部使用的行军示意图高度一致，而这类材料只下发到连级以上。 鲁西南在1946年处于极为复杂的阶段。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山东接收日伪势力，扶植“还乡团”，以原伪军、地主武装和散兵游勇为骨干，对解放区进行渗透和破坏。 《华东野战军战史》中明确记载，1946年下半年，仅鲁西南一地，就发生多起因内线泄密导致的伏击事件。 任耀庭清楚，问题如果不及时查清，后果只会更严重。 被捆住的郭桂田脸色发白。四连不少战士站在一旁，情绪复杂。郭桂田曾在郓城外围战斗中冲在最前面，也曾在分发缴获物资时主动让出好枪。 正因如此，任耀庭在下令控制郭桂田之前，已经连续两晚未合眼。任耀庭清楚，处理一个有战功的连长，比打一场仗更难。 审查工作随即展开，地点设在团部临时会议室。根据当时的制度，政治审查由营教导员牵头，团政治处配合。 审查中，一个关键线索逐渐浮现：破庙里出现的人，并非普通百姓，而是郭桂田的远房表哥。此人曾在抗战后投靠还乡团，负责为国民党地方武装打探解放区动向。 类似亲属关系导致思想动摇的案例，在解放战争初期并不罕见，华北、山东多地都有记录。 很多人都在等一个结果，但在那个夜晚，没有人敢轻易下结论。纪律、功劳、牺牲，这几件事交织在一起，让所有人都明白，接下来的每一步，都不会轻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