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因遭叛徒冯全礼出卖，72岁的抗联老交通员李升不幸被捕入狱。日本鬼子问他是不是抗联的交通部长？李升说：“我只是一个走山砍柴的穷老头，没有福气做那么大的官。” 审讯室外还在下雪。关东军在东北推行“讨伐作战”已多年，1937年全面战争爆发后，对抗联的围剿更密集。 李升所在的南满地区，被视为重要活动区，日本军警在山口设卡，在村庄建立所谓“集团部落”，严禁百姓随意进山。很多交通员因此暴露或失联，而李升仍在往返各处联络点之间，这正是日军盯上李升的原因。 关东军情报部门掌握的材料显示，抗联部队虽然分散，但依靠山林路线互相支援。无线电极少，文件容易暴露，交通员几乎是唯一稳定的通信手段。 李升熟悉长白山余脉地形，能在大雪覆盖的情况下辨认方向，还知道各个隐蔽宿营点的位置。抗联内部称这种人是“活地图”。 日军判断，只要抓住李升，就能顺藤摸瓜摧毁整条交通网。 被押解途中，李升看到山口的封锁线，心里清楚局势已经不同于几年前。1936年以后，日军通过集中居民、烧毁山林据点等手段，迫使抗联失去群众支援。 很多部队开始向中苏边境移动，以寻找补给渠道。李升曾多次负责为转移部队带路，对这些变化一清二楚。李升想起出门前对儿子李铁山的嘱咐，如果长时间不回去，就必须立即撤离。 李铁山也是抗联战士，这种约定在当时并不少见。 审讯持续了多日。日军先劝降，再威胁，甚至调来熟悉当地情况的翻译。抗联历史资料记载，许多被捕人员在酷刑下被迫供出联络点，因此日军相信老人迟早会开口。 冯全礼被带到面前时，空气一下变得紧张。冯全礼原是抗联小队长，被俘后投降，为关东军提供情报。这类叛徒在1938年前后并不罕见，日军专门利用投降人员诱捕交通员和指挥员。 李升看着冯全礼，没有多说话，只吐出一句带血的骂声。冯全礼不敢抬头。抗联内部纪律严厉，但更重要的是战友之间的信任，一旦有人背叛，往往导致整支队伍覆灭。 李升心里清楚，自己一旦开口，不只是几个人的问题，而是许多潜伏人员都会被连根拔起。 那段时间，抗联的处境极为艰难。粮食不足，药品短缺，许多战士靠野菜和树皮充饥。杨靖宇将军在两年后牺牲时，胃中只有草根和棉絮，这一情况后来被中日双方档案证实。 李升虽然不是指挥员，却承担着保障部队生存的职责。 交通线一断，部队就可能被困死在山中。 审讯人员曾问李升，年过七十为何还要为抗联奔波。李升没有回答，只低头沉默。长白山一带许多老百姓都参与过抗日行动，搬运粮食、放哨、传递口信，这些人并不认为自己在做英雄的事，只觉得不该让侵略者随意欺负乡亲。 李升年轻时失去土地，后来投身抗联，也正是这种朴素的想法。 数日后，日军决定将李升押往县城公开示众。这样的做法并不少见，目的是震慑百姓，让群众不敢再支持抗联。押送途中，路边有人低头不语，有人偷偷擦眼睛，却没有人敢靠近。 封锁和恐怖统治使普通人无法公开表达情绪。 县城广场上布满宪兵。日本军官宣读警告，称凡是与抗联往来者都将受到同样惩罚。李升站在那里，衣衫破碎，却依旧直立。 多年在山林行走练就的身体，使老人即使受伤也不愿弯腰。李升望向人群，似乎在寻找熟悉的面孔，又像是在确认某件事情是否已经完成。 抗联并没有因为交通员被捕而停止行动。南满地区仍有小股部队活动，继续袭击据点、破坏铁路。很多百姓自发承担新的联络任务，补充被破坏的网络。 关东军内部报告承认，即使严密封锁，也难以完全切断抗联与群众的联系。 李升知道这一点。只要交通线还在，部队就不会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