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10年，唐宪宗大醉，见郭贵妃不在，拉住侍女郑氏说：“相士说你能生天子，朕来试试。”这一试，试出了晚唐最后一位明君。 三十六年后，会昌六年八月，长安宫城气氛紧绷。唐武宗李炎病势沉重，因长期服食金石药，性情暴躁，朝中人人自危。《资治通鉴》记载，武宗晚年“服药过度”，身体迅速衰败。 皇位继承悬而未决，神策军中尉马元贽等宦官开始秘密商议人选。武宗诸子年幼，宗室之中，辈分较高而又毫无势力者，反倒成了最安全的选择。 当时居于十六宅的光王李忱，正是宪宗之子。长久以来，宫中都认定李忱言语迟缓，不善应对。唐武宗在位时，李忱极少参与朝会，甚至有人当面讥讽，李忱只是低头不语。 《旧唐书·宣宗本纪》称其“沉默寡言”。这种表现，在多疑的时代反而成了护身符。 马元贽最终拥立李忱。846年八月，李忱即位，是为唐宣宗。登基之日，百官观望。李忱在含元殿接受朝贺，言辞清楚，条理分明，先追尊母亲郑氏为皇太后。 许多大臣面面相觑，这与过往印象截然不同。李忱没有急着动作，而是静观朝局。 不久，李忱开始处理武宗旧臣。宰相李德裕曾在会昌年间权倾一时，主持“会昌灭佛”，又在牛李党争中打压异己。 宣宗即位当年，李德裕被罢相，出为荆南节度使，随后贬潮州司马，再贬崖州。《新唐书·李德裕传》记载，李德裕最终于849年卒于贬所。 多年党争至此渐息，朝廷气氛慢慢松动。 宣宗并未贸然触碰宦官核心。文宗大和九年（835年）“甘露之变”失败的教训尚在眼前，仇士良等宦官曾血洗朝堂。宣宗清楚，正面冲突只会重演旧事。 于是宣宗通过诏令限制神策军经费，加强中书门下对诏书的审核权，逐步收回实权。马元贽虽仍掌禁军，却已难再肆意干政。 大中二年（848年），西北传来消息。沙州人张议潮起兵驱逐吐蕃守军，占据瓜州、沙州等地，上表归唐。河西走廊自安史之乱后失陷近百年。 宣宗并未犹豫，迅速任命张议潮为河西节度使，承认既成事实。《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八载，851年河湟诸州相继归附。长安朝堂久违地传出振奋之声。 宫廷之中，郑太后静居内殿。郑太后出身本不显赫，早年因李锜谋反被牵连入宫，这段往事史书有载。郑太后深知宫廷险恶，李忱少年时期的隐忍，多半与郑太后的教导有关。 李忱即位后对郑太后极为恭敬，凡大事必先奏闻。母子多年沉潜，如今才稍得安稳。 宣宗在位期间，多次下诏减轻赋役，罢去部分土木工程。《旧唐书》记载宣宗“勤于听断，薄赋敛”。对贪官，宣宗处理颇严，大中年间数起地方贪墨案，涉案官员多被贬黜。 宣宗并不宽纵。宣宗曾对近臣说过类似意思的话：治国在于正己，正己方能正人。此言未必出自某本典籍，却与《论语》“其身正，不令而行”相合。 宫廷生活方面，宣宗克制用度。相比穆宗、敬宗时期的奢侈，宣宗宫中节俭许多。史书虽未铺陈细节，但多处提及宣宗不喜铺张。那种冷静，来自多年的压抑。 光王时代的沉默，让宣宗懂得何时该说，何时该忍。 有人私下议论，若武宗不因服丹而早逝，若马元贽另择他人，李忱或许终身只是宗室一员。历史没有给出第二条路。846年至859年这十三年，史称“大中之治”。 藩镇虽未彻底根除，却未再爆发全面失控的局面；宦官仍在，却不再公然废立。 859年，宣宗病重。长安城里再度风声紧张。回望当年醉酒一夜，无人能预料后来诸事。权力更迭之间，李忱走得并不张扬，却一步未退。 有人说，忍耐是弱者的退让，可在乱世里，忍耐常常是另一种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