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作为一名公开的同性恋左派学者，在1978-1979年间确实对伊朗伊斯兰革命表达了支持和赞扬，将其视为对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抵抗形式，尽管这一立场与他个人身份和价值观存在明显矛盾，并引发了广泛批评。
1978年9月，福柯作为意大利《晚邮报》和法国《新观察家》的特约记者访问伊朗，亲眼目睹了反对巴列维国王的群众运动。随后，他于10月在巴黎郊外会见了流亡中的阿亚图拉·霍梅尼。福柯在多篇报道中赞扬革命为“政治精神性”的体现，认为它代表了民众对西方现代化强加的“死亡重负”的反抗，并视霍梅尼为一种超越性的革命象征，能激发新的创造力。
作为后现代主义和左翼思想家，福柯将伊朗革命解读为对权力话语和现代性的批判，与他著作如《疯癫与文明》和《性史》中的观点一致。他认为革命体现了“极限体验”，能颠覆西方自由主义，并非简单地支持神权，而是将其作为反殖民和反现代的“他者”形式。
福柯并非完全无条件支持霍梅尼的政权（他后来对人权问题发出温和批评），但早期报道中对霍梅尼的描绘较为正面，将其视为非政治化的精神领袖，而非预见其建立的伊斯兰共和国将带来的专制。
福柯作为无神论者、同性恋者和女权主义盟友，支持一个最终导致女性强制戴头巾、同性恋者被处决、少数群体受压迫的革命，这被视为极大讽刺。批评者指出，他忽略了革命的性别和性取向维度，优先考虑反西方叙事。
许多左翼知识分子（如法国伊朗裔女性Atoussa H.和东方学家Maxime Rodinson）批评福柯为“伊斯兰法西斯主义”辩护。福柯回应称革命是“反叛的证明”，但后来对伊朗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