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的是，他只做了四年的皇帝，庆幸的也是，他只做了四年的皇帝。 治平四年冬，宫门紧闭，医官连夜进出。赵曙已经难以理事，中书门下将“立储”章奏呈上。赵曙在榻上点头，同意立赵顼为皇太子。 时间是1067年正月之前，太子册立完成，局势骤然明朗。韩琦草拟文书，高太后过目。皇权在悄无声息中完成交接，而赵曙并未再说什么。 这并不是一个突然崩塌的结局。病势缠身，其实从1063年即位后便开始显露。《宋史》记载，英宗屡因疾不视朝。治平二年、三年，例朝屡罢，郊礼改由太后主持。 赵曙并非不知边事。熙河一线军报多次送达，枢密院请求召对，赵曙多以体弱推辞。韩琦掌政，中书决断大事。 就在这种局面下，嘉祐年间的旧事仍在发酵。早在1062年，仁宗赵祯在韩琦、富弼等人建议下，迎赵宗实入宫，改名赵曙。赵曙当时已三十岁。 嘉祐七年完成册立，这一步，是士大夫集团深思熟虑后的选择。赵宗实没有显赫功业，也没有自己的势力，这一点对朝廷来说反而重要。 储位之争止于稳妥，而稳妥也意味着将来的牵制。 仁宗去世于1063年，赵曙即位，改元治平。问题立刻浮出水面——生父濮王赵允让的名分如何处理。1063年至1066年，所谓“濮议”持续不断。 司马光坚持宗法原则，认为既继承仁宗帝统，就应以仁宗为父；欧阳修、韩琦等人主张尊称生父为“皇考”。 朝堂上章疏往来频繁，《续资治通鉴长编》对此有详载。赵曙没有公开偏向任何一方。最终折中：称“皇考”，但不入太庙，不追庙号。 这一决定看似平和，却显出北宋体制的张力。皇帝面对文官集团，无法独断礼制。有人私下议论赵曙优柔，但也有人理解赵曙的处境。 若强行压制一方，党争即起。赵曙选择让时间消磨锋芒。 治平年间的财政并不宽裕。盐铁亏空、冗官支出沉重，户部数次延报岁计。富弼曾提议裁减冗员节省开支。赵曙未立即采纳，也未否决。政事渐渐形成一种缓慢运转的状态。 这段时间，江宁知府王安石仍在地方任职。王安石此前多次上疏议财赋之弊。英宗朝曾下诏召王安石入京，王安石以时机未至为辞，没有立即赴任。 此事发生在治平年间，为后来熙宁变法埋下伏笔。赵曙未大规模任用改革派，也未封堵改革声音。 有官员回忆，英宗对奏章批示极简，多写“可”“已览”。有人认为这是敷衍，有人却说这是不愿制造新矛盾。 赵曙清楚，自己的合法性来自仁宗的选择，也来自韩琦等重臣的支持。若贸然推动新政，势必触动旧有结构。 1066年冬，病情加重。太子赵顼渐被召入内廷参与事务。赵曙对赵顼并未留下长篇训诫，史书只记载遗诏由韩琦起草。翌年，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改元熙宁。 王安石入朝，变法开始。 回望赵曙的四年，不见大规模战争，也没有剧烈改革。有人批评英宗缺乏决断，但从另一角度看，这四年为神宗的激烈政策提供了缓冲。 若濮议未定、朝局未稳便骤行变法，后果未必可控。 赵曙并未改变制度，却在制度之内维持了一种平衡。治平四年像一道过渡线，前承仁宗晚年的稳重，后接神宗时代的变革。 英宗葬于永厚陵，庙号英宗。史书对赵曙的评价平实，没有过誉，也无重责。四年时间，足以让人看清体制的力量，也足以让人明白个人的限度。 可惜在于未能亲手解决问题，庆幸在于没有把问题激化到难以收拾。 赵曙的名字在史页上不算醒目，却在关键节点上留下痕迹。四年的皇位，短得几乎来不及铺陈，也正因为短，北宋才得以在接下来的风浪中继续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