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贵州一泥瓦匠给开国上将杨勇写了封信：“我还活着，请给我安排工作！”收到信后，杨勇十分惊讶，当即大手一挥：“给你个副区长当当！” 杨勇看着这封信时，一时间没反应过来。信上的名字写着“孔宪权”。杨勇在红三军团当团长时，确实有这么一名干部，但在军队档案里，孔宪权早在长征途中就被记为失踪人员。 杨勇又把信仔细看了一遍，字写得不算工整，却很直白。信里说得很清楚，孔宪权当年在贵州负伤，没有跟上部队，这些年一直在当地讨生活。 杨勇没有立刻下结论，而是把信交给黄克诚。黄克诚当年在红三军团担任政治工作，也曾经介绍孔宪权入党。两个人一起查阅旧档案。 红三军团的作战记录里确实有一条记载：1935年娄山关战斗后，十二团作战参谋孔宪权重伤留在黔西县，后失去联系。 这一条记录很短，却让两个人沉默了一阵。 事情要从更早说起。 1928年，贵州农村局势动荡，不少地方组织起农民武装。孔宪权当时只有17岁，在当地参加了农民队伍。1930年2月，孔宪权正式进入中国工农红军。 那时红军在中央苏区作战频繁，部队干部更替很快。孔宪权从班长、排长一路干起，几年间成了连长。1932年8月，在红军队伍里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正是黄克诚。 红三军团当时是中央红军的重要力量，军团长是彭德怀。孔宪权曾经当过彭德怀的传令兵。这个岗位不算显眼，却很危险。战斗打起来时，传令兵要在阵地之间来回奔跑，把命令送到各个单位。很多传令兵倒在路上，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1930年至1934年间，中央苏区经历了五次反“围剿”。孔宪权几乎每一场都参加过。战斗越来越频繁，干部也不断成长。后来孔宪权被调到团部当作战参谋，负责侦察和战斗部署。 1934年秋天，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部队一路从江西出发，转战湘西、贵州。1935年初，红军进入贵州北部地区，在遵义召开会议，随后发动娄山关战斗。 娄山关地势险要，是川黔交通要道。国民党军队在那里布置了严密防御。红三军团十二团承担了一项重要任务，突击黑神庙据点。 孔宪权作为作战参谋，带队冲在前面。 1949年新中国成立，贵州局势也慢慢稳定。孔宪权有时会去集市看看报纸。1950年春天的一天，报纸上出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贵州军区司令员杨勇。 孔宪权看见名字愣了一会。红军时期，杨勇是团长，苏振华是政委。很多往事忽然又想起来。孔宪权回家想了几天，终于决定写封信。信里只说一件事——自己还活着，希望还能为国家做点事。 信寄出去后，孔宪权也没有太大把握。十五年过去，很多人都变了。 几天后，贵州军区开始调查。杨勇和黄克诚对照档案、经历和时间，很快确认信里的人确实是当年的孔宪权。党籍也随即恢复。 不久后，一份任命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