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蒲华辅被捕叛变，他供出了马识途。马识途赶紧撤退，他化装成商人去车站，准备离开成都。然而，才走到一半，路上却被特务给拦了下来。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巷口突然传来一声"抓贼"的喊叫，三个盯梢的特务下意识回头，马识途趁乱钻进旁边的小巷，几番绕行才算甩掉追兵。 事后马识途才知道，那个给他报信、最终救了他一命的人，是蒲华辅的妻子——郭德贤，那个刚刚被丈夫亲口供出的女人。 郭德贤并不是突然出现在这段历史里的。早在1940年代，郭德贤就已经是中共地下党的一名交通员，直接在彭咏梧领导下工作。彭咏梧是四川云阳人，时任中共川东地下党重要领导，为人沉稳，意志坚定，是郭德贤入党后最重要的引路人之一。 所谓交通员，干的是在国民党特务密布的城乡之间秘密传递情报与文件的活计，稍有不慎便是杀身之祸。郭德贤当时常以抱孩子的普通妇女身份打掩护，把秘密文件藏在孩童的衣物里，穿行于成都、重庆一带的封锁线。 这种高压状态下磨砺出来的判断力和胆识，正是她后来能在最危急的关头保持冷静的根本原因。 1948年1月，彭咏梧在领导川东武装起义转移途中，于奉节县竹园坝与敌军遭遇，在战斗中牺牲，年仅三十六岁。 更残忍的是，国民党军队将彭咏梧的头颅割下悬挂示众，以此震慑川东地区的地下党员。消息传来，整个川东地下组织无不心惊。 彭咏梧的妻子江竹筠强忍悲痛，主动请缨继续留守川东工作，却于同年六月在万县被叛徒出卖，随即被关入重庆渣滓洞集中营。郭德贤亲眼见证了这些，也亲身感受过那个年代里牺牲与背叛交替出现的残酷节奏。 蒲华辅被捕那晚，郭德贤等不到丈夫回家，掀开窗帘往外看了一眼，就看见巷口有黑影晃动。郭德贤立刻从暗格里取出文件烧掉，灰还没凉透，特务就砸门进来了。 翻找无果后，特务没有当场抓人，而是在周围布了监视。郭德贤搂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心里已经明白丈夫供出了自己，自己现在是被用来钓鱼的饵。 整整一夜，郭德贤没有哭，脑子里转的只有一件事——怎么把消息传出去，保住还没暴露的同志。 天亮前换班的空档，郭德贤把一个眼神、一块银元和一张小纸条，递给了同情她们的佣人邱嫂，让邱嫂以买菜为由把警报带出去。 这个消息最终传到了马识途手里，马识途才得以在被拦截时找到那一线逃脱的机会。 报警之后，郭德贤和两个孩子被关进了白公馆监狱。白公馆关押的大多是政治犯，条件恶劣，吃不饱，住得脏，精神上的压迫更是无处不在。 郭德贤在那里遇到了黄显声将军——东北军旧部、曾参与抗日的老将领，此时也身陷囹圄。1949年10月，黄显声通过秘密渠道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悄悄传给了狱中难友。 郭德贤和罗广斌等人把一床红色被面剪开，用黄草纸折出五角星，拼成了一面简陋的红旗，藏在狱中。 同样关在白公馆的罗广斌，是四川成都人，因参与学生运动在1948年被捕。罗广斌的哥哥罗广文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这层关系让罗广斌在狱中没有受到最残酷的对待，也让他成了后来极少数能活着出去的人之一。 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对渣滓洞、白公馆展开大规模屠杀，二百余名政治犯在这一天遇难。白公馆这边因看守溃散出现混乱，郭德贤带着两个孩子，和罗广斌等少数人趁乱冲了出去。 脱险后，罗广斌将狱中难友们生前秘密讨论的意见整理成文，写出了后来被称为"狱中八条意见"的报告，第一条就是防止领导成员腐化，这与蒲华辅的叛变教训直接相关。 1961年，罗广斌与杨益言合作出版长篇小说《红岩》，白公馆、渣滓洞从此成为一代人共同的记忆。 而马识途，这个被郭德贤救下的人，后来活到了一百零九岁，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百岁作家。马识途晚年多次公开讲述1949年那次脱身的经历，他说，没有郭德贤，就没有他的后半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