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戴笠亲自找到袁殊，劈头就问："你现在靠什么生活？"，袁说："靠老婆生活。"，戴又说："那你就给我做事吧。"，之后给了他两项具体任务。 这场对话发生在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戴笠急需一个懂日语、又在日方有真实人脉的人。袁殊完全符合这个条件。但戴笠不知道的是，"靠老婆生活"这句话，是袁殊事先与潘汉年商量好的应答，目的就是让戴笠放松戒心。 袁殊走到这一步，背后有一条清晰的来路。 1931年秋，袁殊在上海静安寺附近一家咖啡馆坐下来，对面是潘汉年。潘汉年说的话很简单：组织考察了一段时间，认为袁殊可以加入。 没有仪式，没有宣誓，就这样定下来了。潘汉年还特别交代，袁殊加入的是秘密系统，普通党员不会知道袁殊的身份。 这之后，袁殊花了几年时间，一层一层织出了旁人难以想象的身份网络。袁殊与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醒亚是同乡，表哥贾伯涛是黄埔一期出身，凭着这层关系，袁殊在1932年顺利打入中统系统，成了吴醒亚手下的红人。 同时，袁殊以记者身份出席日本领事馆的招待会，与领事馆随员岩井英一慢慢熟络起来，后来岩井英一主动开口，请袁殊兼任日方情报员。到1937年戴笠找上门来之前，袁殊已经同时持有中共、中统、日方三重身份。 戴笠给的任务有两条：一是持续搜集日军在华东的军事部署情报，二是无论上海战局如何变化，都不得撤离，就地潜伏。袁殊当场答应了。戴笠随即任命袁殊为军统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每月拨付活动经费，还给予独立带队行动的权限。 袁殊在淞沪会战最激烈的阶段，化装成日本学生穿越封锁线，亲赴日军阵地摸清部署细节，这些情报送到前线后，直接帮助守军规避了伤亡。 袁殊还以军统名义组建行动小组，炸毁日军虹口海军军火库，处决数名汉奸，戴笠几次为袁殊记功嘉奖，始终没有看穿袁殊最深处的那一层身份。 对袁殊而言，军统的少将头衔不过是一件外衣，真正的工作在里面。从日方拿到的核心军事情报，袁殊第一时间转给潘汉年，再由潘汉年往上传递。 岩井英一出钱、袁殊主导的"岩井公馆"，表面上是日方在沪的一个情报据点，实际上成了中共地下工作者的活动平台，袁殊甚至利用岩井英一的经费，为党组织在上海架设了电台。 1940年，袁殊以"兴亚建国运动"代表身份赴日访问，借机广泛接触日本军政各界人士。回国后，袁殊向潘汉年作了一个明确判断：日本的战略重心在南进，短期内不会北上进攻苏联。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这个判断的价值骤然凸显。延安将袁殊提供的这一判断转告苏联，苏联据此将驻守远东的大批兵力调往西线抵御德军，这一决策对苏德战场的走向产生了实质影响。 苏联事后正式向中共表示感谢。 然而袁殊的故事，并没有在抗战胜利后画上句号。1954年底，潘汉年从上海来到北京，袁殊赶去见面，两人在北京饭店坐下来。 潘汉年语气平静，说自己恐怕要出大事了，又说了一句话：干情报这行的人，大都没有什么好下场，不分中外。这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1955年，潘汉年案爆发，袁殊受到株连，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1967年刑满之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袁殊又被羁押8年，1975年5月才走出牢门，随即被送往农场劳动改造。 前后算起来，这位在抗战中身兼五重身份、为国传递无数重要情报的特工，在新中国成立后反而在狱中度过了漫长的二十年。 直到1982年10月7日，中调部与公安部的工作人员登门，将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交到袁殊手中——撤销原判，宣告无罪。 袁殊的儿子曾龙后来回忆，父亲此后见人必拿出那张起皱的薄纸，生怕对方不相信这是真的。 1987年11月26日，袁殊在北京病逝，享年7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