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中国一高级干部访日期间，不顾多人劝阻非要去靖国神社，回国后就被中纪委开除了党籍 ，可他却说：我是清白的。 2002年的一个秋天，北京一间安静的书房里，一位老人慢慢打开抽屉，把那个包裹拿了出来。里面是一叠整整齐齐的人民币。他把钱推到桌子上，说了一句很轻的话："这是我的党费。"在场的人一时没反应过来。 老人又补了一句："从被开除党籍那天开始，我每个月都留着，一分不少。"那一年，他已经八十多岁。而这叠钱，足足攒了十六年。很多人后来才意识到，这个画面背后，其实藏着一段几乎被历史尘封的风波。 事情得从另一头说起。1986年的春天，北京同样是这样一间书房。一封文件送到桌上，老人展开看了一眼，上面写着四个字：开除党籍。屋子里很安静。他摘下眼镜，沉默了很久。 这个人，就是作家周而复。很多读者认识他，是因为《上海的早晨》。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不仅仅是作家，还担任过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在文化界和政界都算得上重量级人物。 谁也没想到，这样一个人，会因为一次短短二十分钟的停留，被推到风口浪尖。而那二十分钟，发生在东京。更准确地说，是在靖国神社。 很多中国人听到这个名字，第一反应都是愤怒。原因很简单。这座神社供奉着日本战争死者，其中包括14名二战甲级战犯。而神社旁边的游就馆，则长期展示一种带有明显右翼色彩的战争叙事，把侵略战争说成所谓"亚洲解放"。 在东亚历史记忆里，这里从来不是普通景点。也正因为如此，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外交系统内部有一条非常明确的纪律：中国官方人员不得进入靖国神社。 可周而复偏偏进去了。 事情发生在1985年。那一年，他率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访问日本。表面上，这是一次文化交流活动：书法展、文学座谈、艺术交流，一切都充满善意。但很少有人知道，当时周而复心里一直压着一件事。他正在写一部规模极大的抗战题材小说：《长城万里图》。 为了这部作品，他准备了很多年，采访老兵、查档案、翻资料，几乎把半生精力都投了进去。在他看来，写战争不能只看自己一边的记录。真正完整的历史，还要看看敌人当年留下的材料。正是在东京，一位日本反战友人随口提到一句话："靖国神社旁边的游就馆，收藏着很多战时资料。" 这句话像一根刺一样扎进他心里。去，还是不去？他当然清楚那地方意味着什么。那不仅是一座神社，更是中国人记忆里一道还没愈合的伤疤。所以他一开始其实是犹豫的。但命运往往就是在最偶然的一刻改变方向。 访问行程接近尾声的一天，代表团的车子从东京九段坂经过。车窗外，大鸟居突然出现在视线里。同行的日本人客气地问了一句："周先生，既然路过，要不要进去看看？"车里突然安静下来。那一刻，周而复脑子里闪过很多东西：外交纪律、民族情绪，还有那部写了十几年的小说。 最后，他点了点头。那次停留只有大约二十分钟。他没有祭拜，只是走进游就馆，快速看资料、拍了几张照片。可问题就在这里。对一个普通游客来说，这是一次参观。但对一名中国高级干部来说，进去本身就是问题。 更戏剧的是，就在当天晚上，中国驻日使馆的通知送到了代表团——不得前往靖国神社。可那时，一切已经发生。消息传回国内后，很快引起巨大争议。 在那个年代，靖国神社是极其敏感的政治符号，一位中国文化高官进入那里，很容易被理解为立场问题。 不久之后，《人民日报》头版刊登消息：中纪委决定开除周而复党籍。同时，他被撤销所有职务，退出中国作协领导层。一夜之间，风向骤变。很多朋友替他惋惜，也有人私下劝他低头认错，争取重新入党。周而复没有公开辩解。但他也没有放弃。 那之后很多年，他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继续写书。他把几乎全部精力投入《长城万里图》。这部关于中国抗战的长篇巨著，最终写到三百多万字。很多读者后来发现，书中对日军暴行的描写格外沉重。有人说，那些年在东京拍下的照片，也许正是这些章节的来源。 第二件事，是申诉。他一直坚持认为，自己犯的是政治判断错误，而不是动机问题。于是他一封一封写申诉信。一年过去了。五年过去了。十年过去了。外界几乎忘记了这件事。可在他书桌最深处的抽屉里，一直放着一个小包裹。里面是每个月存下来的党费。因为在他心里，自己从来没有离开过党。 时间走到二十一世纪初，事情终于迎来转机。有关部门重新调查这件旧案后认为，当年的处分确实过重。最终决定把处分改为：留党察看一年。这意味着，他的党籍恢复了。 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那个画面。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从抽屉里拿出十六年攒下的党费，一张一张放在桌子上。他说："这是我这些年的党费。"屋子里一时间没人说话。那一刻，很多人才真正理解，这件事情的复杂。有人说，这是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也有人说，这是政治纪律与学术执念的一次碰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