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假设一下，如果当年不是毛主席不顾苏联斯大林劝阻发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命令，国共将以长江为界，分南北中国，就像今天的南北朝鲜。 很多年以后，李宗仁在台灯下写回忆录，提笔写到“罪人”两个字，顿了一下。 若是六亿人口的大国真被长江一刀切成两半，他这个当年鼓捣“划江而治”的人，心里清楚得很，历史不会轻饶。 时间往回拨。 一九四九年年初，三大战役的枪声刚刚落下，国民党几百万军队倒在长江以北，老蒋在南京顶不住，一月二十一日宣布“下野”。桂系把李宗仁推上代总统的位置，他摊开局面一看，只能往一个方向使劲：同共产党谈，讨一个长江为界的结果，让中国硬生生分成“北中国”和“南中国”。 李宗仁打的算盘不复杂。 东南半壁要是能守住，长江以南人口多、钱袋子鼓、港口在手，国民党就还有翻身的指望，只不过换成缩在江南喘气。他后来也承认，当时确实想着“划江而治”，对方要是点了头，他这一派就还能留在牌桌上。 白崇禧是这套想法的另一只脚。 他派出同共产党打了多年交道的刘仲容出面，让他带话：国民党陆海空立体防御顶着解放军那些木船，“胜率一百比一”。一句话，长江宽成这样，天上飞的、水里跑的、岸上站的一起上，你们要硬闯，也得掂量掂量。 刘仲容见到毛主席，把这些话一五一十说了。 毛主席听完，态度很干脆，让解放军不过江，不存在。长江在他眼里不是一条“线”，只是必须涉过的一道水。白崇禧吹的那套防御，他看得很透，国民党失了民心，再厚的钢板也是空壳。靠几架飞机、几艘军舰挡一支上千万人的队伍，跟用胳膊拦车差不多。 谈话间，他提到宋襄公那点旧事，说中国革命学不了那种讲究“君子风度”的打仗方式。 敌人已经退到江边，自己站好了位置，还指望对手先行一礼，这种事不能再重演。那一年，国统区经济烂到纸币都快成废纸，部队士气一泻千里，街头巷尾都是骂声。解放军在战场上的胜势、在民心里的分量，都摆在那儿，用不着围着莫斯科画的圈打转。 长江边上的博弈，不只是国共两家。 冷战刚起步，美国牢牢抓着日本和南朝鲜，苏联握着外东北、中国东北和北朝鲜。站在斯大林的角度看，如果解放军只控制长江以北，那从蒙古往南到长江北岸，就是一整块靠着苏联的缓冲地带。真要在这一线打烂了，受伤的是中国，苏联自己退在后面看热闹。 他给中共中央发过几封电报，希望中共接受“划江而治”。 在他的盘算里，分裂的中国，比完整的中国顺手。北边那块“北中国”，地盘不大、底子不厚，生存、安全、工业都得盯着莫斯科；江南那块“南中国”，有美国在后头撑腰。两家大国隔着长江扳手腕，自己都能站在后排指指点点，真正躺在前排的，是中国人。 这根线早在一九四五年就露出来。抗战刚胜，他反对八路军南下收复失地，坚持让毛主席去重庆同蒋介石谈和平，理由是内战会危害民族、国际社会要中国停火。那会儿中共军队还弱，毛主席只得赴谈。多年以后，他对苏联大使尤金点明，这在最关键时刻拦着中国革命，是个大错。 到了一九四九年，这个“错”不可能再重复。 国统区经济像破布一样一拧就滴水，军饷成了废纸。解放军在东北、华北、华东连续取胜，已经摸清对手是强弩之末。这个时候如果在长江边上刹车，就等于亲手在中国脖子上扣一把锁。 这把锁要是扣上，中国的路就得拐弯。长江以南经济人口都占优，蒋介石再借美国一点力，很可能在南方养出一支新军。北方再想过江，就要面对一个背后站着超级大国的“南中国”，代价难以估量。 现实没有拐到这条岔路上去。毛主席下决心发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命令，百万雄师顺江而下。南京解放那天，他写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一句句写在纸上，也是把态度写给那条江看：不上岸，就没有后面的新中国。 新中国站稳脚跟以后，毛主席去了莫斯科。 斯大林在会客厅里换了口气，说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这话听着客气，其实等于认了账：中国没有照着他的电报走，而是走成了自己的样子。 李宗仁回头看这一切，说如果美国当年全力支持自己同毛主席在长江划界，中国就会像朝鲜、德国、老挝、越南那样被割裂，南方靠美国活着，北方仰苏联鼻息，两边互相消耗，又都谈不上真正独立。 中国有六亿人口，摊上这样的局面，受的痛怕是要比那些小国家重得多，民族的伤口几代人也难长好。他把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留下一句问话：那样的将来，在敬爱祖国的人眼里，他会被叫成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