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南京，输就输在，唐生智以为当初朱元璋修的墙，十米高的城垛，厚达18米的南京中华门，炮轰不透。 朱元璋当年修的南京城墙，那绝对是冷兵器时代的防御天花板。 大家想想，十米高的城垛，特别是那座中华门，墙体厚度达到了惊人的18米。唐生智在排兵布阵的时候，心里多少存着这么个执念：这么厚的城墙，小日本的炮弹绝对轰不透。只要城墙在，南京就能守得住。 可那是什么年代？那是1937年！日本人开过来的是什么装备？那是重磅炸弹、是战车、是天上飞的轰炸机，还有带着观测气球指引的重炮。用中世纪的城墙去硬扛二十世纪的机械化立体打击，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其惨痛的战略代差。当降维打击来临的时候，再厚的古城墙也护不住一座现代城市的命脉。 咱们来看看光华门当时打得有多惨，就能明白这种防御思路有多被动。日军的装甲部队一旦逼近，城墙守军能做的就是把沙袋垒到半个城门那么高，试图堵住缺口。结果日军的重炮一轰，泥沙俱下，一百多个日军敢死队员趁乱钻进了城门的瓮洞里死守。这下麻烦大了，厚达十几米的城墙反而成了敌人的天然掩体。 咱们城头上的步枪和机枪因为射击死角，根本打不到下面藏着的敌人。最后逼得毫无退路，团长谢承瑞亲自带着人，扛着几桶汽油爬到箭楼上，直接把汽油倒进瓮洞，扔下火种。烈火冲天，这才把那群鬼子给烧死。这活脱脱就是用基层官兵的血肉之躯，在填补战术理念上的巨大窟窿。 城墙防线处处漏风，城外的紫金山更是打成了真正的绞肉机。驻守在那里的教导总队，是咱们当时战斗力最强、装备最好的铁卫军。他们在老虎洞、在钟山第二峰，依托着自己修筑的钢筋混凝土碉堡，死战不退。 当时的将士们打得异常英勇，炮兵连长用两门德造榴弹炮，一炮过去就把马群方向开过来的日军大部队炸得人仰马翻，连发击射下，日军死伤惨重。可鬼子一旦发现咱们的火力点，立刻就升起观测气球进行高空侦察。咱们的高射炮够不着气球，只能眼睁睁看着敌人的重炮像长了眼睛一样，成百上千发地把穿甲弹、燃烧弹砸在阵地上。 战况激烈的时候，陵园新村的巷战更是让人唏嘘。那里原本是汪精卫、孙科等达官贵人的豪华别墅区，里面有游泳池、网球场。将士们就在这些空荡荡的洋房里和鬼子展开了残酷的争夺。敌人甚至在没建好的西式洋房里过夜，咱们的第二营凌晨三点发起夜袭，把每一座精美的建筑都变成了吞噬人命的暗堡。日军哪怕用了毒气弹、烟幕弹，步兵在战车掩护下一波波冲锋，依旧被咱们的战士用手榴弹和机枪死死摁在阵地前。 就连日军第九师团自己的战史里都不得不承认，紫金山的中国守军异常勇猛，战斗到了最后一个人。填补武器劣势的，全靠咱们中国军人骨子里的那股血性。 哪怕碉堡被穿甲弹炸烂了，哪怕全营连长阵亡一大半，依然没有一个人后退半步。 12月12日，那个被寄予厚望、认为坚不可摧的中华门，终于还是被日军突破了。这厚达18米的城墙一破，随之彻底瓦解的，还有整个南京防卫的心理支柱。 唐生智一听中华门失守，彻底慌了神，匆匆召集将领下达了撤退命令。这一撤，直接演变成了一场无法挽回的灾难。因为事前根本没有制定周密的撤退计划，也没有准备足够的渡江船只，几十万军民瞬间陷入了无序的混乱。 最让人痛心的是，前线的很多将士根本不知道已经下达了撤退命令。紫金山上的教导总队还在和鬼子拼刺刀，后方的长官们却已经开始寻路逃生了。当那些在血战了几天几夜、九死一生撤下来的将士们跑到下关江边时，眼前只有滚滚长江，连一块木板都找不到。 通往江边的挹江门甚至被友军36师堵死，临走时还放火烧了城门洞里的弹药，导致后面的部队根本出不去。逼得将士们只能用绳子把人从城墙上缒下去。几万名刚从火线退下来的大好男儿，被死死堵在下关江边。有人把门板拆下来扎成木筏，有人干脆抱着一根木头就往冰冷彻骨的江水里跳。江面上密密麻麻全是漂浮的尸体，水流中夹杂着挣扎的呼救声。 有位连长走投无路，和战友扎了个小木排下水，险些在江心沉没。命悬一线之际，碰巧遇到一条失去动力的趸船，被自己曾经带过的一个通信班军士用竹竿拉了上去，这才捡回一条命。可让人掉眼泪的是，当趸船搁浅，大家只能再次跳江游向沙滩时，那位救人的军士却再也没能爬上岸。 更多的战士，那些在阵地上连鬼子的坦克和重炮都没怕过的壮士，最终却憋屈地淹死在了冰冷的江水里，或者倒在了日军武装汽艇无情的机枪扫射下。这场溃败源于高层指挥的荒腔走板和战略眼光的短视，绝无关于基层士兵的勇气。 咱们回顾这段历史，心里除了痛，更多的是反思。那场仗，咱们的基层官兵没有怂，他们用血肉证明了中华民族不可轻侮的骨气。吃亏就吃在最高指挥官的战术认知太过陈旧，把国家的命运和千万将士的生死，寄托在一堵老祖宗留下的城墙上。时代变了，战争的逻辑变了，靠老皇历绝对打不赢新形态的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