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五年，天津一夜惊爆惨案：十七岁姐姐，十四岁妹妹，趁母亲熟睡，双双服毒自尽，躺在同一张土炕上，面容平静，再无气息。 天津城西这户商户家里，王淑娴和王淑珍平日看着不过是两个普通的女孩。半年前，父母托媒人给王淑娴定下了一门亲事，男方是邻村出了名的纨绔，嗜赌的名声连外人都知道。 王淑娴私下找母亲说了不止一次，话没说完就被打断——婚约已定，退了是丢家族的脸。十四岁的王淑珍站在门外听着，心里比姐姐还清楚：她们姐妹俩，从来都没有开口说"不"的余地。 案发当晚，她们没有激烈的举动，只留下一张薄薄的字纸，写的是不愿被婚嫁拴住、来生但求能自己做主。 案子经天津本地报刊一刊登，整个津门都在议论，可官府最后以"自主轻生"了结，没有一个人因此被追责。 这桩惨案发生的时间，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撕裂的年代。街头的报纸上已经在谈新思想、谈男女平等，可这些话跟城西商户家的女儿们毫不相干。 她们的婚事，仍旧是父母说了算，容不下任何异议。 同样的悲剧，三年后在湖南长沙再度上演，且这一回，震动了整个中国。1919年11月14日，长沙南阳街眼镜店老板赵海楼之女赵五贞，在出嫁当日用剃刀自刎于花轿之内。 赵五贞被许配给城内古董商吴凤林做续弦，她不愿做"填房"，曾多次托人向父母求情，只想推迟婚期，得到的回答是择吉已定、无从更改。花轿抬出门的那一刻，她选择了以死作答。 事发次日，长沙《大公报》以《新娘舆中自刎之惨闻》为题率先披露。 彼时年仅26岁的毛泽东看到报道，当即派遣周南女校学生李思安等人前往实地调查，随后亲自动笔，从1919年11月16日起，在湖南《大公报》等报刊连续发表了十篇文章，历时十三天。 "这事件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独立，恋爱不能自由。" 毛泽东在文章中写下这句话，明确指出赵五贞并非真的想死，而是被"社会、母家、夫家"三面铁网逼至绝境。他呼吁青年男女，婚姻之事应由当事人自己去办，父母代为包办的做法应当彻底否认。 十三天内，仅长沙《大公报》一家，便收到读者来稿讨论文章三十六篇。北京《晨报》在同年12月7日评价毛泽东是婚姻问题上的"解放派"。 赵五贞案与天津王氏姐妹案，相隔三年，两地，却是同一条绳索勒紧的结果。 距天津王氏惨案七年后，同在天津，又发生了一桩让人心沉的事。1923年3月24日，曾就读于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五四运动中加入觉悟社的张嗣婧，年仅二十一岁便撒手人寰。 张嗣婧与邓颖超是同学，也是1919年9月16日由周恩来、邓颖超等人共同创建的进步团体觉悟社的成员，还参加过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的活动。 新思想她不是没有接触过，可面对家庭的压力，她最终仍旧遵从"父母之命"，嫁入一段包办婚姻，婚后两年在精神与病痛的双重折磨中离世。 邓颖超在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为张嗣婧举办的追悼会上，当众宣读祭文，悲声难抑。 张嗣婧在觉悟社的代号编号为三十七，谐音"衫弃"，邓颖超此后撰文《宣言——为衫弃的死》《张嗣婧传》《姊妹们起哟》，逐一揭露封建旧礼教对女子的摧残，直言张嗣婧"死于旧婚姻制度、经济制度"。 张嗣婧的死，直接促成了天津"女星社"的诞生。邓颖超与原觉悟社成员李峙山、谌小岑等人意识到，单靠请愿根本推动不了任何改变，必须建立一个更有组织的妇女团体。 1923年4月2日，女星社宣告成立。1924年1月1日，女星社创办《妇女日报》，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份专门讨论妇女问题的日报，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向警予称其为"中国沉沉女界报晓的第一声"。 从1916年天津王氏姐妹双双离世，到1919年赵五贞花轿自刎，再到1923年张嗣婧郁郁而终，这些名字背后，藏着同一个时代的残忍逻辑：女性没有人格，没有选择，反抗就是忤逆，顺从才是本分。 1950年5月，新中国颁布第一部《婚姻法》，正式废除包办强迫婚姻制度，确立婚姻自由原则。此后三年，全国离婚案件超过一百万件，很多女人才第一次知道，原来自己是有权离开的。 这一纸法律，是用无数个王淑娴、王淑珍、赵五贞、张嗣婧的血泪，一点点逼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