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匪首宋殿元发现有个妇人颇具姿色，不仅强奸一夜，还强迫她拜堂。拜把子兄弟觉得他做的太过，他却说：“这一带的女人我都玩过了！” 宋殿元是河北张北县人。 这话可一点儿没吹牛。在张北、康保、沽源这块地界上，“小五点”宋殿元的名头，能止小儿夜啼。“小五点”是他的匪号，因为他右手长了六个指头，多出来的那个小指头斜戳着，老百姓背地里都这么叫他。他自个儿倒不忌讳，反而觉得这是“异相”，注定要当“人上人”。他那股子混账劲儿，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吗？恐怕不是，是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硬生生浇灌出来的毒花。 宋殿元打小就不是安分的主。家里穷得叮当响，他却懒得下地，整天在村里镇上游荡，偷鸡摸狗，打架斗狠。十六岁那年，为了一口吃的，他干脆跑去参加了国民党杂牌军。军营没把他教好，反而把他骨子里那点恶全给激发了出来。他算是看明白了，这世道，枪杆子就是道理，谁狠谁就能吃香喝辣。在队伍里混了几年，摸熟了枪，也结了一帮臭味相投的“兄弟”，他觉得时机到了。 1922年，宋殿元拉着一伙人脱离了队伍，自己立了杆子，当了土匪。他的老巢就在张北附近的山区，专劫往来商队，绑票勒索附近的地主富户。这个人狡猾，心更狠。绑了人，赎金要得奇高，交钱晚了就“撕票”，从不手软。短短几年，他就成了察北地区势力最大的几股悍匪之一。他手底下有百十号人，几十条枪，连当地的保安团都不敢轻易招惹他。 为啥官府剿不动他？这里头有门道。宋殿元深谙“黑白通吃”的道理。他抢来的钱财，一部分拿来购置更好的武器，壮大队伍；另一部分，则用来贿赂当地的官员和军警头目。拿了好处，这些人自然对他“匪患猖獗”的汇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暗中给他传递风声。有了这把“保护伞”，宋殿元更加肆无忌惮。他经常带着人马，大白天就闯进村子，明火执仗地抢粮、抢牲口，看到顺眼的大姑娘小媳妇，直接就掳走。开头提到那个被强奸又逼着拜堂的妇人，不过是无数受害者中的一个。在他眼里，这些老百姓就是待宰的羔羊，他们的妻女就是自己的“战利品”。拜把兄弟觉得他过分，他反而觉得兄弟“没见过世面”，那种“老子天下第一”的狂妄，早已浸透了他的骨髓。 抗战爆发后，华北局面更乱。宋殿元这种人，成了各方势力都想拉拢的对象。国民党方面给他封过“游击司令”的空头衔，他拿了番号，领了饷，照样干土匪的勾当，甚至变本加厉，借着“抗日”的名头横征暴敛。后来，他又和日本特务勾搭上，替日本人搜集情报，袭击抗日武装。他没什么家国大义的概念，谁给的好处多，谁能让他继续作威作福，他就给谁卖命。那几年，察哈尔北部老百姓真是掉进了火坑，前有日伪军扫荡，后有宋殿元这样的汉奸土匪祸害，日子苦得没法形容。 多行不义必自毙。宋殿元的末日，随着日本投降和解放战争的推进，一天天临近。他发现自己那套左右逢源的把戏不好使了。国民党嫌他名声太臭，只想利用他当炮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地方武装，则把他列为必须铲除的汉奸、恶霸。他的活动空间被压缩得越来越小。 1946年，宋殿元在逃跑途中，最终被解放军俘获。抓住他的，正是长期活跃在察北，深受其害的八路军部队。公审大会在张北县城召开，那天，十里八乡的百姓全涌来了。台上，审判员一条条宣读他的罪状：杀害无辜群众XX人，强奸妇女XX人，抢劫财物无数，勾结日寇……每念一条，台下就是一片怒吼。当听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时，整个会场爆发出震天的哭喊和掌声。那是积压了二十多年的血泪和仇恨，终于得到了宣泄。 一声枪响，结束了“小五点”罪恶的一生。他死的时候，周围的老百姓没人同情，只有唾骂。这个人，是旧中国沉沦岁月里滋生出的一个典型毒瘤。他的发迹史，就是一部底层流氓无产者，在秩序崩坏的社会里，凭借毫无底线的凶残和投机，一步步膨胀为地方毒枭的历史。他没有任何信仰，只信奉弱肉强食；他欺凌最底层的百姓，因为他深知只有欺凌更弱者，才能凸显他自己的“强”。他那句“这一带的女人我都玩过了”，不是炫耀，而是他对自己土匪生涯最无耻、也最真实的总结。他以为这是“本事”，在正常人看来，这是无可救药的畜生行径。 宋殿元的覆灭，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他和他代表的那种无法无天、鱼肉乡里的旧式土匪武装，最终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他的故事让人深思：混乱的土壤，最容易催生出怎样的人性之恶？而终结这种混乱，又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