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建议，凡是扶了老人被要求天价赔偿的，在老人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可以按“敲诈勒索”起诉，即便不能够判刑，也要高额罚款，进行严惩。 李玫瑾是谁？一个犯罪心理学教授，整天琢磨坏人怎么想、为什么作恶。她突然站出来为“扶人者”说话，这事儿本身就挺有意思。按说，她的专业领域是分析罪犯心理，怎么跨界管起街头巷尾的“扶不扶”了？其实逻辑是通的——在她看来，那种利用他人善良、虚构事实进行天价索赔的行为，本质上就是一种“机会主义犯罪”。只不过，施害者往往顶着“老年人”这个容易被同情的身份。李教授这回的建议，等于把这类行为从模糊的道德争议，直接拽进了清晰的法律框架里：别扯什么“误会”、“年纪大糊涂了”，拿不出证据还狮子大开口，就是敲诈勒索。 这建议戳中了很多人的痛处。看看新闻就知道，类似的事儿几乎没断过。江西一个17岁小伙，路上看见醉酒老人摔倒，好心去扶，反被老人抓住说是他撞的，还挨了几个耳光。福建莆田两名初中女生，扶起摔倒的老人，结果被认定要承担次要责任，对方一开口就要22万。这些案例里，救助者最大的痛苦往往不是赔钱，而是那种百口莫辩的屈辱。为了自证清白，他们得像侦探一样四处找监控、求证人，精神压力大到有人短短两个月暴瘦22斤。当善良需要付出如此高昂的成本，谁还敢轻易伸手？李玫瑾的建议，就是想从根本上扭转这个成本公式：让讹诈者付出代价，而不是让行善者承担风险。 法律上其实早有“好人条款”。《民法典》第184条写得明明白白，因自愿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担责。问题出在执行层面。很多情况下，警方或法院面对这类纠纷，首先想的是“调解”，是“息事宁人”。就算查清是讹诈，对老人的处理也常常止于批评教育，顶天了行政拘留几天。违法成本太低，几乎为零。李玫瑾提出的“按敲诈勒索起诉”、“高额罚款”，就是要拉高这个成本，形成真正的威慑。她这个观点，和许多法律实务者的呼声是一致的。 但她的建议也引发了一些更深层的讨论。有人担心，会不会矫枉过正，让一些确实糊涂、记忆有偏差的老人受到过严的惩处？这里的关键，在于李玫瑾设定的前提：“拿不出任何证据”却要求“天价赔偿”。这区分了真正的误会和有预谋的讹诈。法律讲求主客观统一，一个因为摔倒导致意识模糊、错误指认的老人，和一個清醒地利用监控盲区、伙同家属漫天要价的老人，性质完全不同。李教授的建议，针对的是后者那种带有明显非法占有目的的行为。这其实是在呼吁执法和司法环节，要有更精细的甄别能力，不能因为当事人是老人就“和稀泥”。 更深一层看，李玫瑾以犯罪心理学专家的身份介入这个话题，或许暗示了另一种视角：当讹诈成功率高、代价小的时候，它就可能从个别行为演变成一种恶劣的社会模仿。惩罚的意义，不仅在于补偿受害者，更在于划定清晰的行为边界，告诉所有人：有些底线，不能碰。社会信任是极其脆弱的公共品，建立起来难，摧毁起来却很容易。法律的作用，就是守护这条底线。 当一个社会需要专家大声疾呼，用“敲诈勒索”这样的重词来保护最基本的善行时，我们是不是也该反思，那些维系信任的中间纽带——社区的互助、机构的公信、日常的诚信——究竟在哪里出现了断裂？ 李玫瑾的建议是一剂猛药，但药方之外，病根或许更值得探寻。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