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一学校毕业典礼上奏国歌，两名毕业生不仅不唱国歌，还一直坐着拒绝肃立，校长陈卓禧看后直接叫停，将这两名不尊重国歌的学生赶出礼堂。 2017年12月16日，这是一场香港教育史上无人预料到的毕业典礼。 那天天还未全亮，马鞍山体育馆外已开始聚起一波又一波人流，港专学院的学子们身着学士袍，步伐轻快。 父母和亲友穿梭在候场大厅，脸上挂着自豪、期待与些许不舍，体育馆里座无虚席，庄重隆重。 在这样一个被塑造得无比隆重的时刻，典礼进入所谓“最庄严的环节”——奏唱国歌。 乐器声响起，肃穆情绪瞬间蔓延全场，几乎所有人都不约而同站了起来。 但镜头一扫，有两道身影突兀地坐着，那一刻，本该统一的画面里出现一道不协调的横杠。 十秒过去，全场的注意力都已聚拢在这两个社工系毕业生身上，不仅没有起立，他们还神态平静，手中微微做了个否定的交叉手势。 指导老师一脸惊愕，手里的仪式流程表不知想不想随手扔掉。 陈卓禧校长不假思索地走上台，他看着那两个学生，眼神坚决。 谁都意识到，这场典礼已不是一场循规蹈矩的仪式流程，而是一次价值观的现场考验。 校长没绕弯子：“如果连最基本的尊重都学不会，这毕业证，不拿也罢。” 全场气氛像被生生按下了停止键，校长果断要求那两名学生离开礼堂。 其间，同伴约十余人也主动声援，跟随他们一同走出，典礼被迫中止整整20分钟，休息室外已有人举起抗议横幅，媒体记者迅速赶来对离场学生进行采访。 在香港，国家象征性事件面临的挑战早已不是一次两次，陈卓禧校长很快做了补充声明：“港专始终是一所爱国爱港的学校，我们高举爱国旗帜，没有妥协余地。哪怕当年是殖民地时代，我们都没有退缩。” 就在场馆的灯光下，校长话语像石头砸进池水，激起一圈圈回响。 他又补充：“你们如果不知道这些，就是选错了学校。” 争议爆点很快从现场蔓延到互联网，一时间，整个社会都在围观这场关于身份、尊重与表达边界的较量。 有人在微信朋友圈转发现场视频，高赞评论下，更多的是对校长做法的认可与支持——“硬脊梁，不含糊”、“毕业证可以不要，尊严不能不要”。 陈校长在事后与部分学生进行了交流，强调： “港专的前身就是旺角工人夜校，那时我们打着升旗唱国歌的名号，被当局打压得很厉害，走到今天，我们没有一次退缩，国歌响起、五星红旗升起，我们才明白，只有国家做后盾，才真正有了底气。” 他把自己年轻时的切身遭遇和那份强烈的国家归属愿望向学生们敞开，像父辈对晚辈的肺腑之言。 2017年，对于刚经历“占中风波”与多次政治讨论的香港社会来说，青年学生本土意识迅速升温，国家认同面临新的考验。 有研究指，在身份归属问题上，90后、00后的港生与60后、70后明显不同，他们成长于“全球化”+“本土化”语境中，对祖国符号的认知淡薄。 在国家认同、历史教育方面，部分香港学校的通识教材以“多元视角”为主，导致青少年认知与上一代有了不小断层。 在社交平台上，三类观点逐步浮出水面，第一种支持校方坚守底线，认为毕业典礼本该庄重，国歌象征不可轻辱，连最基础的礼仪都无法遵守，是教育的失败。 第二种则强调个人表达，提出国家象征不是强制的符号，青年应有权选择立场。 第三种逐渐从道德层面转向法律层面，普及《国歌法》的背景。 201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将《国歌法》纳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明确规定奏国歌时必须肃立、举止庄重，还详细列明何为“不尊重”行为。 在这类事件中，学校早有“典礼守则”，将披露于官方网站和入学手册，学生明知故犯，究竟是权利表达，还是对学校共同体规则的挑战？ 有观点指出，事件反映了教育短板——一方面，历史教育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学生对国家历史认知有限，导致“仪式感”的消失。 另一方面，社会大环境对价值观的冲击和分化，使得新一代的身份认同更加漂移。同时，这也启示了“权利与责任”的统一。 国旗国歌是国家象征，是底线，规则既不是“摆设”，也不是随便可以突破的一纸空文，若尊重失守，社会秩序和凝聚力如何建立？ 风波之后，学校反思为何会有学生把国歌当作讨价还价的工具，毕业不是一纸证书的终结，而是责任与义务的开始。 社会呼吁要从小强化国家认同，让青年明白“站立”的意义，真正的爱国教育，比拼的不是口号和仪式，而是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让青年理解国家的历史与现实，体会到象征符号背后的共同体纽带，这才是治本。 当典礼恢复后，陈校长再次鞠躬道歉，但话锋一转，他说： “爱国这件事，比成绩、比头衔重要太多，我们没法要求每个人即刻理解，但至少在重大场合，该有的尊重不能缺席，人生多的是规则与界限，这也是成长必经的学分。” 共同体的底线，到底应由谁来划定？不能用“别人都怎么做”为借口，却也不能无底线包容一切。 只有找回历史、找准身份、找齐规矩，香港青年才能走得更稳、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