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中国一高级干部访日期间，不顾多人劝阻非要去靖国神社，回国后就被中纪委开除了党籍 ，可他却说：我是清白的。 周而复站在靖国神社门口，头发花白，后背挺得比年轻人还直。 他买票走了进去，同行的人腿都快站酸了，还在劝他别进，中国人的面子不能弄丢了，可他却谁说也不听。 当时公开身份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都知道这种位置要多敏感有多敏感。 但是很多人其实都忘了，周而复其实是一名老派文人，几乎一辈子都在研究抗战历史，此行的真正目的，其实早在日方邀请那天就定下了。 他不是想凑热闹，更不是去凑合日方的场子，他是为正在筹备中的《长城万里图》捞点鲜活素材。 一个连抗战都翻阅成烟灰色资料的作家，还怕不到现场看看，他要亲口问问自己：日本人到底是怎么美化过去的？为什么军国主义一波又一波翻出来总有人买账？ 为了这事，他提前跟驻日大使馆打过招呼，公开报备。 可惜那年头的中日关系，十分紧张，舆论气氛极度敏感。 哪怕他压根没合十参拜，没在任何地方露出一丝情感波动，可只要被媒体和同行们瞧见了“官员在靖国神社”的画面，立刻升级成动辄得咎的政治符号。 消息刚到国内那边，不出几天，报纸上的批评止不住的说他丧失国格人格，说这种“自我突破底线”的行为是无论动机多好都说不通的。 没等解释清楚，纪委的处分决定就下来了：“开除党籍”。 不光如此，因为影响太大，他身边连续几个月都有调查组轮流谈话，一轮一轮口述，一遍一遍复核。 可周而复老头子，脸上的倔劲反而更足。他的原话很硬：“我是清白的。” 这句话看起来简单，但他说出这话，就意味着他自己内心一点退让都没有，他自认问心无愧。 但现实哪容你讲理。那时的整体环境，国家正熬着改革开放的早期阵痛，对外政策寸步必争。 在这件事情中，有关部门想的是如何维持大局稳定，个人动机这种解释，不管你文人还是干部，都沦为枉然。 处分下来后，外人以为他要么愤世嫉俗、要么扯着大旗讨公道。实际情况完全相反。 吃了几顿直白的大锅饭，他没再辩解，平静地回家，推开堆着书的桌子，重新坐回写作的椅子。 他那时已经是七十多岁的年纪了，按理说本来可以颐养天年，却偏偏跟自己死磕。 其实这种老文人心理和普通人不一样，他心气高，一点点倔强都藏不住，但又自尊到骨子里，即便外面喊破天，他还是只认自己认准的那点理。 桌上翻着的稿纸越来越厚，他翻资料、写提纲，为了还原那段历史，重新捡起采访，和几十年前的亲历者一遍遍核对，每天比发条还准地记笔记。 这本书后来成了他的命根子，也是他回答这个世界最有力的底气。“只要这个书写出来，历史还原出来，这个世道是会有公道的。” 等待的时间也十分漫长，其实十几年间，社会风向一直缓慢变化。 到二十世纪的尾巴上，国内开始讲究多元、理性看待历史，不再只盯着单一标准。 时至2002年，有关部门对过去的处理重新评估后，下发了新结论：“处分过重”，直接撤回开除，恢复党籍。 但那个时候，周而复已经快九十岁了，拿到通知时，手指已经有点抖，但他还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补交回自己停了十几年的党费。 他这股认真劲儿，后来在《长城万里图》里全都能看出来。 他对历史人物的刻画里透着一种拧巴劲头，对敌人的描写毫不留情，以史料说话，对抗战时期的血和泪一个细节都不糊弄。 如果不是经历了那场“误会”，或许这部书不会如此冷静而坚定。 但仔细想想，那场风波，也不是凭空而起。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外的压力和各种不确定感让所有事都变得敏感得可怕。 组织有自己的安排，个人有自己的坚持，大环境里所有人都像踩在薄冰上一样前进。 老人最终受到纠正，是正义的体现，但他坚持下来的那个信念，其实更值得后人琢磨。 中国这几十年，经历过太多外部环境的波动，时代的大潮推着无数人前进，有人被裹挟，有人选择了退守，也有人即便摔了一跤，还是想再往前挪一步。 周而复的故事，给这个时代一些思考，也让这个国家的未来多了一份底气。 信息来源：中国作家网——周而复：文学长路上的不倦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