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张大千散尽家财，弄到了三张飞机票。这架飞机，是最后一架离开成都的飞机。后来，齐白石和徐悲鸿，都给张大千写劝返信，可是张大千却无动于衷，反而开始了环球旅行…… 提到张大千，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大师”两个字。谁能想到，这么一位后来走遍世界、画作备受推崇的画家，早年其实是靠家中长辈的勤劳和双手，一步步走出来的。 他小时候家境清贫，父亲辛苦干活维持生计，母亲还会给别人画枕套补贴家用。张大千自小聪明好学，对画画的兴趣特别浓，平时没事就蹲在地上一阵比划，用情投入得很。 时光流转，张大千也渐渐在绘画界闯出了名气。后来的他去了日本学习，这期间依然保持着画画的热情，学业之外从未荒废。 有了早年生活的磨练，也有名师相助，张大千很快就在中国画坛扎下了根。事业有起色以后，他喜欢带着妻子孩子一同游历。 有时候住在青山绿水之间，一家人边走边看，边研究边创作。别人看他似乎悠哉，他自己却觉得既享受风景，也收获灵感，画起画来特别带劲。 时间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张大千突然作出了一个少有人做的选择——全家搬去了敦煌。这一带当时还很偏远，条件不比大城市，但他一住就是两年多。 张大千和家人住在石窟里，每天与壁画为伴。除了吃饭和睡觉，几乎所有时间都泡在那一幅幅古老壁画前，细细观摩，不知疲倦。 他动手临摹了上百幅敦煌壁画，每一幅都编了号，力求做到忠于原貌。那时候，壁画不太为外界关注，他的动作让很多人第一次知道了敦煌有着这样宝贵的文化遗产。 可也正因为他的大动作，张大千引来了不同的声音。当年壁画保护观念还不完善，很多事情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有人对他的临摹方式产生了疑虑，觉得这样容易对佛画本身造成影响。 由于观点不一，有些同行和群众觉得张大千是冒进，甚至把他质疑成“作秀”。在物质条件那么简陋的敦煌，他虽埋头画画，但这些争议始终没有消停。 这一切，慢慢埋下了后来人生转折的伏笔。成都解放前夕，张大千对此感受最深。他开始隐隐担忧自己的处境，怕这些误会难以自辩，如果留下来生活会变得更加复杂。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卖了一部分家产，努力筹钱，终于获得三张飞机票。那一刻，张大千只带着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启程。家里其他亲人得知他要走，心里都很难受。 分别之前，气氛压抑，有的夫人和孩子流泪。他虽然没有说太多，但大家彼此都明白，这场分别有可能变成遥远的再见。 上飞机前，张大千把家人聚在一块，一些夫人真情流露，希望他不要走，觉得就这样分开太可惜。张大千看着大家的表情，也动了感情，但还是坚持了原本的决定。 飞机在成都起飞时，那是最后一趟航班，有些人还特地记下了当天的情形。张大千坐定后，内心波动不小。他并没有一走了之的轻松，从那以后，他常常想起家乡的亲人和朋友。 离开之后，张大千到了海外。最初，他依靠画作和展览维持生活，还经常拜访国外的艺术大家，互相探讨交流。他的绘画在欧美等地区渐渐有了知名度。 不少外国人第一次见到那样的中国画作，都感到新奇。魏晋水墨和敦煌壁画的风格也因为他的传播，慢慢让更多人看到了中国画的独特魅力。 他待过南美、欧洲、美国等地，每到一个地方都把家里布置成类似中国老家的样子，寓所有种乡愁都寄托在了熟悉的物件与空间里。每来一位朋友，张大千都乐呵地介绍这些布置的妙处。 在台北安家后，他依然沿用故乡的布局风格。家里无论客厅、书房还是院子，都能感受到他对家乡的那份怀念。在安静的时候，他会想起故土的山河和儿时的画纸。 但张大千始终没有回到大陆。他也曾收到齐白石、徐悲鸿等好友的来信，相劝让他放下心结再回来一次。张大千收到信后并未改变主意，反而更加专注于自己在海外的艺术事业。 把精力全都投在画纸和墨色之间。外界曾一度议论他对敦煌壁画的处理。其实那时候的条件和环境，许多东西都难以让各方满意。 即便矛盾和压力存在，张大千依然努力在异国他乡生活和创作。他说起敦煌的故事，每次都带着一份慎重。一方面，他确实让世人看见了中国古代艺术的魅力。 另一方面，当年的一些争议也成为他心头的遗憾。随着更多人理解历史背景，关注到文物保护方式的转变，对这一段经历也有了不同的认识。 张大千不仅仅是个画家，更是亲历历史风云的大人物。他带着家人的牵挂，举家跨越大洋，漂泊他乡。难得的是，他始终用作品与世界对话，从未停下手中的画笔。 无论住在哪里，家里都氤氲着浓厚的中国气息。熟悉的布局和摆设，成为他心头的慰藉。无论走多远，那份对家乡的思念从未离开。 很多后来到他家做客的人，对他家中的陈设印象深刻，也能感受到张大千一直没有放下对故乡的记忆。这份乡愁和执着，就这样留在了生活的点滴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