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47岁的陈菊梅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切掉阑尾，摘掉扁桃体，拔光满口牙齿

1972年，47岁的陈菊梅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切掉阑尾，摘掉扁桃体，拔光满口牙齿。 手术同意书送到医院党委时，连见惯生死的老院长都捏了把汗这位传染病专家难道要拿自己的身体做实验？ 手术室的无影灯亮了整整三个小时。 当医生捧着托盘里的器官走出来时，走廊里的护士们没人说话。 她们知道陈菊梅的抽屉里锁着一沓肝炎患者的病历，那些泛黄的纸页上，密密麻麻记着转氨酶数值和用药反应。 在那个肝炎病死率超过15%的年代，这位从苏联留学归来的女医生，正试图用最极端的方式给自己"减负"。 1949年刚进302医院时，陈菊梅总背着药箱往隔离区跑。 抗美援朝那会儿，她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连续72小时没合眼，硬是从死神手里抢回了23个战士。 董承琅教授看着她布满血丝的眼睛说："传染病医生拼的不是技术，是命。 "这句话后来成了她的口头禅，直到90岁查房时还会跟年轻医生念叨。 1963年乙型脑炎大流行时，陈菊梅在病房支起行军床。 当时传统疗法对深度昏迷患者几乎无效，她盯着脑脊液检测报告突然拍了桌子："直接把药打进去！"这个后来被写入教科书的"鞘内注射法"，最初是在她自己手臂上试了三次药才敢用于临床。 第一个被救活的19岁患者醒来后，拉着她的手说不出话，只往她白大褂口袋里塞了个苹果，那苹果在消毒水里泡得皱巴巴的，她却珍藏了很多年。 肝病研究进入攻坚期时，陈菊梅的扁桃体反复发炎。 每次高烧到39度，她就拿冰袋敷着脖子继续看化验单。 同事劝她休息，她指着实验室架子上一排排五味子样本说："患者等不起。 "1975年"肝得安"研制成功那天，她在笔记本上写了句话："医生的战场，不在手术台就在实验室。 "后来这本笔记成了302医院图书馆的镇馆之宝，纸页边缘都被翻得起了毛边。 2003年SARS来袭，78岁的陈菊梅把办公室搬到了隔离病区。 她戴着老花镜逐字逐句改防治手册，护士发现她的降压药瓶子空了三天。 有记者想拍她工作的样子，她摆摆手说："拍那些穿防护服的年轻人，他们才是希望。 "手册出版时，她坚持不署名，扉页只印着"献给所有一线医护"。 退休后陈菊梅的门诊时间表排得比年轻医生还满。 96岁那年冬天，她在诊室外摔了一跤，膝盖肿得像馒头，第二天照样拄着拐杖来上班。 最后一次出门诊，她给患者开完药方，突然从抽屉里摸出颗水果糖递过去："药苦，吃颗糖就不苦了。 "这个习惯她保持了60年，当年那个塞苹果的患者要是还在，应该还记得她口袋里永远备着的糖。 2021年春天，陈菊梅的遗体捐献仪式很简单。 学生们捧着她生前常穿的那件白大褂，发现袖口磨出的破洞被仔细缝补过。 现在302医院的青年医师基金申请书上，还印着她那句话："医生的价值不在奖杯，在患者的病历本里。 "就像她当年拔光牙齿也要守住的誓言，那些密密麻麻的医嘱和药方，早已成了医学史上最珍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