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41年，徐海东在新四军“养病”期间，一张罕见的留影，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身边站着七名荷枪实弹的警卫，这些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战士，绝大多数都是党员，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专门负责保护首长的安全。 1941年的那张黑白照片，看的人心里一紧。 徐海东坐在中间，脸瘦得见棱角，身子略微前倾，像是随时要从椅子上站起来。周围一圈七个战士，枪都拎在手里，扣子系到脖子口，眼神死死盯着远处，谁都没把自己当“陪衬”。 说明得很清楚，这是新四军里一个“养病”的首长，可那股紧绷的味道，一点不像养病，更像随时要转身上前线。 这些警卫可不是随便凑的，基本都是从战火里挑出来的老兵，大多还是党员。有人打过平型关，有人在晋东南反“九路围攻”，脚底下的印子不是说说而已。 把这样一撮人围在一个病号身边，本身就说明了问题：这个人身上压着多重的担子，敌人有多想要他的命，组织有多舍不得让他出事。 照片里的“病号”，1900年生在湖北黄陂徐家桥村，就是现在的大悟那一带。家里穷，小小年纪就被扔进窑里干活，一干就是十一年窑工。 工人出身这块底子，后来被毛主席一句话点得很透，说他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 1925年四月，他入了党。第二年夏天扛起国民革命军的枪，跟着部队一路北伐。1927年大革命失败，他又回到老家，拉起农民自卫队，白天护庄稼，夜里去找敌人的麻烦。到了十一月，他干脆带人参加黄麻起义，把这口气憋成一团火，烧到了鄂豫皖那块红土地上。 在鄂豫皖苏区那几年，他的职务往上蹿得很快，却没离开泥腿子半步。当过区委书记，也领过县赤卫军大队，接着又成了红军营长、团长、师长，一路顶着子弹往前挤。 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主力一走，这片根据地像被拔掉一块骨头，外头封锁，里头缺粮。他扛起重建红二十五军的牌子，先任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后来又顶上第二十八军军长、第二十五军军长，死死咬着大别山这口阵地不松手。 局势再僵，总得动。1934年十一月，中央军委下令，红二十五军撤出鄂豫皖，往北突围。一路上敌人追得紧，队伍减员厉害，他在路上既当副军长，又当政治委员，很快直接抓起军长的担子，把队伍带到陕北。1935年九月，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会合，他走上红十五军团军团长的位置。“在大西北为革命大本营奠了根基”这句话落下来，里面有他很大一份。 抗日战争打响，他没有被安排在后方歇口气，又被推上新的火线。那时他是八路军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旅长，平型关的硝烟里有他的部队，晋察冀边区反“围攻”的仗里有他的布置。晋东南那场反“九路围攻”，温塘、张店、町店这些地名加起来，就是一张拉得很长的战线。尤其是町店一仗，他把日军一个联队牢牢咬住，打到全歼，毙伤敌人接近一千，在敌后战场非常少见。 长年打仗，身子不可能一点事没有。 1938年六月，他被拉回延安治病，进了马列学院，一边看书一边养伤。 1939年九月，他又随刘少奇去了华中，成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那片水网密布、村庄连片的地盘，从那会儿起多了一支熟悉敌情、会打硬仗的队伍。 同年十二月，他在周家岗一带指挥战斗，硬生生顶住日伪军的“扫荡”，把皖东抗日根据地扛了下来。当地老百姓后来回忆，只要听说“徐老虎”带着部队来了，心里就稳了半截。这个外号既像是夸他，也像是大家对他的要求：战场上要像虎一样扑上去，关键时候不能软。 一身虎劲，换来的是一身伤。九次负伤，伤疤一块压一块，积劳成疾这四个字，被医生写在病历上其实还算客气。1940年前后，他的病情已经拖得很重，人常常高烧不退，夜里咳到说不出话。部队一有行动，他照样跟着转场，还得拿地图、听报告、拍板子。 1941年五月，他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军政两头都离不开他。 这就回到那张照片。1941年的新四军根据地，说是“后方”，随时都有冷枪冷炮飞进来。徐海东在这种地方“养病”，身边站着七个荷枪实弹的警卫，几乎个个都是打出来的老兵，多数还是党员，对敌情比谁都敏感。有人说，这是组织给他的保护，其实也是组织给自己的保护。 毛主席对他的评价放在那里：“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这样的人要是倒在偷袭下，谁心里都过不去。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给了他一个很清楚的名分。 1955年，他被授予大将军衔，肩章一扣，过去几十年的硝烟、夜行路，都被折成一条军功线挂在身上。从1900年到1970年三月二十五日，他在郑州走完自己的一生，那个穷窑工孩子最终躺下，枪声早就远去，可人们再翻起那些老照片，总会停在那张：病中的徐海东，坐着，身边七个战士站着，枪口垂着，神情绷着，一圈人就那么静静守在他周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