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地下党员傅有智被捕，敌人把他带到了海滩，连开5枪，枪枪命中，谁知，等敌人走后，傅有智却被雨水打醒了！ 冰冷的雨水顺着脸颊往下淌，混着身上的血腥味刺得皮肤生疼。傅有智猛地呛了一口水，意识从混沌中挣脱出来，胸口的起伏带动着五处枪伤阵阵抽搐——子弹竟都避开了要害，耳根、脖颈、肩膀和腋下的创口虽血流不止，却没伤及脏腑。 他摸了摸胸口，贴身藏着的铁皮文件盒早已被打变形，两颗子弹嵌在上面，这是他用来装秘密刊物的盒子，此刻成了救命的屏障。敌人急于邀功，夜色里草草射击后便匆匆撤离，压根没仔细检查，这才给了他一线生机。 谁能想到，这个死里逃生的青年，此时刚满19岁，入党还不足半年。在此之前，他是厦门同文中学的进步学生，靠着课余叫卖甘蔗补贴学费，却在目睹社会不公后毅然走上革命道路。 1929年秋加入共青团，次年夏天就因表现突出被吸收入党，负责学校共青团支部工作，还担任厦门赤色总工会执委，专门向青年学生传播进步思想，组织革命活动。 他的被捕纯属意外，1930年7月，福建省委计划在厦门港举行集会抗议盐税局政策，因传单提前泄露遭到敌人埋伏，刚从上海出差带回党的刊物的傅有智恰好途经现场，不幸与其他四位同志一同被捕。 敌人起初以为这个年轻人容易突破，先是威逼利诱，许以荣华富贵，见他不为所动便动用酷刑。铁线穿透耳朵再串联起来，稍一动弹就痛彻心扉，敌人还把他和其他难友的铁线绑在一起，让所有人都动弹不得。 可无论鞭子抽打还是烙铁灼烧，傅有智始终只有一句话：“要杀便杀，休想从我嘴里套出一个字。” 恼羞成怒的敌人认定他是硬骨头，便决定在7月31日深夜秘密处决，于是有了海滩上那惊心动魄的五枪。 醒来后的傅有智不敢耽搁，他知道敌人随时可能返回检查。咬着牙用未受伤的胳膊撑起身体，借着雨水的掩护，一点点向海边的芦苇丛爬去，身后留下长长的血痕。 幸运的是，他遇到了好心的乡亲，辗转找到在鼓浪屿的三嫂家。三嫂又惊又痛，连夜掩埋了他的血衣，请来台湾籍大夫为他疗伤，还煮了热汤为他暖身。在三嫂的悉心照料下，枪伤渐渐愈合，可他心里的革命火种从未熄灭，伤还没完全好透就急着联系党组织。 回到安溪老家后，傅有智迅速投入工作。他在家乡登虎榜组织农会和赤卫队，吸收新党员建立党支部，带领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斗争。 那些曾经被土豪劣绅欺压的贫苦农民，在他的带领下挺直了腰杆，没收的三万多斤粮食和浮财全部分给乡亲，取消苛捐杂税的消息传遍了周边村镇。 1933年，安南永德第一个区级苏维埃政权——官桥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傅有智以高票当选主席，他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掷地有声：“苏维埃政府是工农自己的政府，我们要自己救自己。” 那段时间，他配合红军游击队处决土豪地痞，收缴反动武装的枪支，革命斗争搞得如火如荼，让敌人恨之入骨。 反动派眼看正面无法压制，便设下毒计。股匪头目王观兰假意投降，国民党当局还特意发布“通缉令”掩人耳目，骗取了党组织的信任。 1933年9月8日，王观兰以商讨军事行动为由，将傅有智等红二支队领导人诱骗至蓬莱温泉村青云楼。深夜，埋伏的匪兵突然动手，傅有智与其他十二位同志一同被捕，这便是震惊八闽的“青云楼事件”。 第二次被捕的傅有智，再次面对敌人的酷刑与诱惑，依旧坚贞不屈。敌人用铁线将他们串绑起来押往刑场，一路上，傅有智和战友们高唱《国际歌》，高喊革命口号。 9月17日，安溪县城凤冠山上，枪声响起，22岁的傅有智倒在血泊中，这一次，他没能再醒来。敌人的残暴并未止步，三天后，他们运来十八桶汽油，将傅有智父亲辛苦建成的楼房付之一炬，妄图销毁革命的痕迹。 从海滩死里逃生到凤冠山英勇就义，傅有智用短短三年时间，践行了对革命的誓言。他的两次赴刑场，一次见证了生命的奇迹，一次彰显了信仰的力量。 没有超凡的能力，没有幸运的眷顾，支撑他走过枪林弹雨的，是对劳苦大众的牵挂，是对民族解放的执着。1958年，安溪县人民政府在凤冠山修建革命烈士纪念碑，朱德同志题写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大字，正是对傅有智等先烈的最好告慰。 今天的我们，早已不用面对枪林弹雨和白色恐怖，但那些为了光明献出生命的先烈不该被遗忘。傅有智用青春与热血证明，真正的英雄从不是天生的强者，而是在危难时刻选择挺身而出，在绝境之中坚守信仰的普通人。他们的精神如同不灭的火种，照亮了后人前行的道路。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