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国民党团长楼将亮的夫人陈愉，在医院内照顾生病的丈夫，谁知光天化日之下陈愉竟被6名嚣张的歹徒强暴，他们毫不畏惧这是军官的妻子，猖狂至极。 陈愉出生于1920年，家庭背景是国民党军官世家，父亲曾做到少将师长级别，这让她从小接受较好教育，成为一名有文化见识的女性。成年后她嫁给浙江诸暨人楼将亮，这人比她大12岁，早年投身国民党军队。两人婚后生活本算平稳，他们先后生下两个女儿，本以为能就这样过下去。父亲去世后，家庭经济开始紧张，楼将亮在部队中缺乏有力后台，升职道路艰难，只能在战场上拼命表现。这导致他身体虚弱，染上肺结核，这种病在当时属于严重传染病，需要长时间住院治疗。他升为国民党整编第九师上校团长后，病情恶化，家境窘迫到雇不起护工，陈愉只好带着两个女儿一同住进武汉陆军总医院11号病房。她每天负责丈夫的饮食和护理，同时管好孩子们的活动，日子过得辛苦却有条不紊。陈愉来自军官家庭，却能适应这种劳累生活，她在医院中专注自家事务，从不闲逛。楼将亮躺在病床上，身体虚弱，陈愉的出现本是为家庭支撑，谁知这也引来注意。医院环境本应安静，但内部人员复杂，陈愉的容貌匀称，让她在人群中显眼。 对面17号病房住着六名国民党人员，他们身份各异，包括中校主任崔博文、少校副官石磐、上尉军医凌志、少校军医主任曾玄名、警察局督察员查大钧和军校学生袁尚质。这些人平日住院养病，却行为不端，常对陈愉投以不正目光。她去洗衣时，他们总站在走廊注视，还说些粗鲁言语，陈愉曾厉声回击，他们却不收敛。楼将亮病重后，他们觉得无人干涉，便预谋作恶。1948年9月9日凌晨2点，陈愉端盆衣服去洗，路过他们病房时被崔博文和凌志堵住，其他四人帮忙，将她拖进房间轮流侵犯，导致她脸部10处伤、胳膊1处、下体4处。事后他们威胁她不得声张，否则害死丈夫孩子。他们仗着国民党内部混乱，加上之前类似案件无人追究，自以为能逃脱。这些家伙无视陈愉军官妻子身份，行事嚣张，在医院内公然作案。事件发生后，陈愉返回病房，忍痛整理思路，决定求助医院领导。 次日陈愉向医院院长蔡善德和训导长刘家桢报告，他们先劝她私了，派人清洗现场抹除痕迹，还称她已有孩子非处女，可赔2亿法币。她拒绝，坚持要求验伤，医院拖延32小时后记录伤情。但院方偏向那六人，因他们有军中关系和本地亲戚势力。楼将亮得知后病情加重，咳血不止，却无法行动。陈愉携带报告到武汉军法处控告，官员称现役军人强奸属死罪，但查背景后行动迟缓。她又到汉口市妇女会、浙江同乡会、汉口市参议会求援。只有妇女会张人骥提供援助，陪她找武汉警备司令阮齐，但阮齐避不见面，转由妻子接待。张人骥继续上报宋美龄和郭德洁。记者商若冰采访她在《正风报》刊文，引发公众关注，其他报纸相继报道。白崇禧面对压力，下令第九补给区军法处调查，9月21日将六人关进看守所。他们否认罪行，诬称陈愉有病，家属在外活动，伪造证词，说她破坏军心，还在报纸登《被诬家属崔钟秀贞等敬告各界书》，试图反转舆论。甚至要求逮捕陈愉，称她狡猾可能自杀无法对质。 军法处拒绝家属要求，但短暂释放六人回医院，后又收押。社会各界未松懈，妇女界成立陈案后援会，大律师张显荣、刘瑞禾、张楚信无偿代理诉讼。《武汉日报》刊发读者来信，斥责此案为耻辱，呼吁援助受害妇女。蒋介石获悉后重视，连发三封电报给白崇禧，第一封要求查清严惩，第二封指出医院灭证引起沸腾需一并审理，第三封强调不可放纵。白崇禧转交朱鼎卿快速办理，军法处三天内判六人死刑。但执行拖延到1949年3月23日，枪毙崔博文、凌志、石磐、曾玄名，其余两人移交地方法院。陈愉获得些许慰藉，同年国民党政权瓦解。此案揭示国民党治安失序、官员互保，底层受害者需借助舆论和高层面干预方得公道。事件中六名作案者背景复杂，他们利用军中身份逍遥一时，暴露了当时军队纪律松散的问题。陈愉作为受害者，坚持求助多方，体现了女性在乱世中的韧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