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长蒋万安，接受专访谈到两岸时表示，“我是台湾人，我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民。”这句话一出来，熟悉两岸议题的人，都能立刻听出其中的门道。 因为这话不是他独创，新北市长侯友宜逢公开场合必讲同样句式，国民党内甚至形成了一套，“台湾人+中华民国”的标准应答模板。先划地域身份，再套政治符号，唯独缺了最关键的“中国人”三个字。 事实上，这种表述的玄机，要从民进党近三十年的“去中国化”工程说起。 上世纪九十年代，民进党为骗取选票发明了“借壳上市”话术：把“中华民国”等同于台湾，宣称“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只是国号暂时叫中华民国”。 陈水扁时期更进一步，搞出“中华民国四阶段论”，把1949年后的台湾包装成“新生国家”。 这套操作的核心，是把“中华民国”从代表全中国的法统符号，阉割成仅涵盖台澎金马的地域概念。 蔡英文时代升级为“中华民国台湾”，表面保留旧称，实则通过“国号+地名”的拼接，完成“国家定位”的地域锁定。 现在蒋万安们的表述，正是这套话术的下游产物——用“台湾人”置换“中国人”，用“中华民国国民”偷换“中国国民”，看似维持了“一中框架”，实则抽空了“一中”的历史法理内核。 国民党曾经是反对“台独”的主力。马英九时期坚持“九二共识”，连战访问大陆时直言“我们都是中国人”。但自2016年民进党上台后，国民党为选票节节败退。 侯友宜2022年竞选新北市长时，被民进党攻击“亲中”，从此再不敢提“中国人”；蒋万安作为蒋家第四代，其父蒋孝严曾公开强调“我是中国人”，到他这一代却退守至“台湾人优先”。 这种转变不是个人选择，而是国民党整体策略的缩影——在民进党的“芒果干”（亡国感）裹挟下，宁可放弃“中国人”的身份共识，也要守住“中华民国”的政治壳子。 问题在于，这个“中华民国”早已不是1949年前的那个中国政权。根据联合国2758号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台湾当局仅是中国的一个地方政权。 但民进党通过教科书改写、文化“去中国化”、国际场合夹带“中华民国台湾”等操作，把“中华民国”异化为“台湾国”的过渡符号。 蒋万安们的表述，恰恰掉进了这个陷阱：当“台湾人”被置于身份首位，“中华民国国民”就自动等同于“台湾国民”，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纽带，就在“地域+政权”的表述中被悄然切断。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表述正在塑造新一代台湾人的认知。台湾年轻世代在“去中国化”教育中长大，本就对“中国人”身份疏离。 国民党政治人物避谈“中国”，等于默认了“台湾人”与“中国人”的对立，客观上配合了民进党的“两国论”叙事。 就像台北街头的年轻人，会自然说“我是台湾人”，却鲜少思考：1945年台湾光复时，祖辈们举的是青天白日旗，喊的是“回归祖国”；1949年后的“中华民国”，本质上是中国内战遗留的政治符号，而非独立国家。 有人会说，国民党保留“中华民国”是为了维持“一中框架”。但看看现实：民进党用“中华民国台湾”搞渐进“台独”，国民党用“台湾人+中华民国”维持模糊空间，两者看似对立，实则在“去中国化”的道路上殊途同归。 当“中华民国”被限缩在台湾岛上，当“台湾人”成为身份前缀，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法理基础就被动摇了。这不是文字游戏，而是对国家主权的软性切割。 蒋万安们或许以为，这种表述能讨好中间选民，避免被民进党扣“红帽子”。但历史证明，模糊换不来和平，退缩换不来认同。 1945年台湾光复时，全岛民众以身为中国人为荣；1949年后的台湾，本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真正的“一中”，从来不是靠“中华民国”的壳子维持，而是基于历史、法理和文化的血脉联结。 当政治人物不敢堂堂正正说“我是中国人”，当“台湾人”与“中国人”被迫对立，我们失去的不仅是一个身份称谓，更是消弭隔阂、走向统一的历史契机。 这套“台湾人+中华民国”的话术，本质是用政治符号的迷雾，掩盖国族认同的空洞。它骗不了历史，骗不了法理，更骗不了两岸同胞的血脉亲情。 当台湾的小学生不再知道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故事，当年轻人以为“中华民国”就是台湾的“国号”，我们就该明白：这种看似温和的表述，实则是“台独”温水煮青蛙的毒药。 统一的障碍，从来不在海峡的宽度，而在某些政治人物不敢直面历史的怯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