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山东滨州一个农民在地里干活时剧烈咳嗽，"哇"的一声吐出一枚带血的子弹头，医生看完立即报警。 妻子把那个黑乎乎的东西拿到医院时，整个人都是慌的。 医生接过来一看，脸色立马变了。 那不是什么痰块，也不是肿瘤组织，是一枚货真价实的子弹头。 35岁的高其煊躺在病床上，闭着眼睛不说话。 医生问什么都不答，只是摇头。这让医生更加警觉，这年头，一个普通农民体内怎么会有子弹？医生没有多想，直接报了警。 警察来了，高其煊才不情不愿地开了口。这一开口，17年的秘密全散了出来。 高其煊从来不跟任何人提当年的事。 战友们牺牲在战场上，成了烈士有墓碑有记录。活下来的人呢？ 脱下军装就是农民，拿起锄头种地，谁也不比谁特殊。 1937年日本人打进山东，镇上的馒头铺被砸了个稀巴烂。 父亲上去理论，被日本兵用枪托砸断了肋骨。 高其煊和哥哥高其炳站在废墟前，两个年轻人攥紧了拳头。 兄弟俩找到了八路军游击队。 部队领导看他们有做馒头的手艺，让他们把铺子重新开起来，表面上卖馒头，实际上搞情报。 1939年那次送情报，高其煊差点栽了。半路碰上日伪军，来不及跑，情报又藏在身上。 这个18岁的年轻人脑子转得飞快，装作撒尿把情报踢到土里埋上，然后转身面对搜查。 伪军搜得特别仔细，连破了洞的布鞋都翻过来看。 高其煊个子小，看着像个十一二岁的孩子，日本兵看都懒得看。 伪军折腾半天一无所获，骂骂咧咧地走了。 等人走远，高其煊刨出情报，一路狂奔到营盘村。那份情报救了一个连的战士。 抗战胜利后，高其煊不想再搞情报，进了战斗部队。 打仗冲在最前面，身上挂了好几处彩，都是皮外伤，养养就好。 1946年夏天进攻韩家寨，敌人躲在碉堡里机枪扫射，部队攻不上去。高其煊扛起炸药包就往前冲，一个碉堡，两个碉堡，三个碉堡，全炸了。 准备炸第四个的时候，子弹打过来了。高其煊感觉胸口一热，整个人往后倒。还没倒稳，炮弹在身边炸开，弹片像雨点一样扎进身体。 战地医院的条件差得很，能保住命就不错了。 医生取出了能看见的弹片，胸腔深处那颗子弹头卡在肋骨旁边，位置太危险，取不出来。 高其煊失去了一只眼睛，身上还留着几块弹片和那颗要命的子弹头。 部队首长劝高其煊留下来，组织上会安排工作。 高其煊拒绝了，一只眼睛看不见，拿着残疾证吃公家饭，心里过不去。背起行李回了老家，从此再也不提当兵的事。 那颗子弹头在身体里待了10年。高其煊一直咳嗽，但从来不去看病。 妻子劝过好多次，都被推脱过去了。 或许是怕查出什么问题，或许只是觉得这点小病不值得麻烦医生。 子弹头在体内慢慢移动，锈蚀的金属刺激着组织，引发炎症，导致不停咳嗽。 身体在用自己的方式排异，一点一点把这个异物往外推。 1956年那天在地里干活，高其煊突然感觉喉咙里有东西顶着，咳得特别厉害。 "哇"的一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从嘴里喷出来，掉在地上。 妻子捡起来一看，黑乎乎的，上面还带着血。两口子都吓坏了，赶紧往医院跑。 医生看到子弹头的那一刻，所有的医学判断都不重要了。一个农民体内有子弹，这件事本身就充满了疑点。报警是职责，也是规矩。 警察问话，高其煊才把那些年的事说了出来。 说得很平淡，就像在讲别人的故事。 战友牺牲了多少，碉堡炸了几个，这些数字他记得清清楚楚，但自己的功劳从来不提。 那颗子弹头最后被送到了档案馆。17年的沉默，17年的坚守，都被这枚小小的金属记录了下来。 高其煊不是个例。那个年代有太多这样的人，打完仗就脱下军装，回到土地上种粮食。不争功劳，不讲条件，国家需要什么就做什么。 真正的英雄从来不需要勋章来证明身份，那些藏在身体里的弹片和伤疤，才是最沉重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