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开封市委书记戴季英，自恃功高，向毛主席要官，希望担任省委书记，毛主席气道:“开除党籍，永不录用!” 一九五二年春，组织在会上宣读决定：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判刑十五年。 被点名的，是黄麻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新四军第四支队副司令员、中原军区副政治委员，建国后任河南省委常委、开封市委书记的戴季英，这个打了一辈子仗的老干部，栽在一封写给毛主席的“要官信”上。 那封信写于一九五一年年底。 那时他头上有两顶帽子：河南省委常委、开封市委书记。 早年参加“黄麻暴动”，闹鄂豫皣革命根据地，长征期间率部在川西牵制二十万敌军，解放战争初期又在中原突围中担任中原军区副政治委员，后来做过河南区党委书记、中原局委员。 这样一路走下来，他觉得自己应该坐在更高的位置。 新中国成立后，组织给他的安排，是河南省委常委、开封市委书记。 就七里坪“肃反”、高敬亭被错杀这些旧账来说，这个位置已经不低，他心里却认定这是“压着他”。 工作会上，他屡屡同省委领导对着干，处分和批评也没能把火气压下去。索性写信，把不满和要求写进纸里，寄到中南海。 信里前一段指责河南省委领导，这个不用老干部，那个作风有问题；后一段提出两个希望：担任中央委员，改任河南省委书记。形式是“反映情况”，实质就是绕过组织程序向毛主席要官。 毛主席对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一向极反感，一看到这种信，态度明确，在批示中点名：“这样的人，应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永不录用。”批示顺着系统往下执行，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二日，正式决定下达，他被开除党籍、公职，回家“反省”，不久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一个老红军的政治生命，到这里打住。 往前看，他身上那本“血债账”同样沉。 一九三三年中期，他担任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部队在七里坪作战，本就伤亡惨重，他却在军中掀起一场“肃反”。红七十四师二二〇团政治委员、参谋长等几十名党团干部，被指为“有问题”，拉出去处决；紧接着，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廖荣坤、政治部主任程启波也被枪决。 “黄麻起义”的另一批领导人戴克敏、戴继伦，同样在这场“肃反”中先后遇害。 那一阵子，部队里人人自危。 七里坪一役，红二十五军减员超过二分之一，只能被迫撤出战斗。后来清理材料时统计，在他主导的“肃反”中，错杀、冤杀的红军指战员达数以千计，这一笔在党史总结里始终挂着。 一九三五年秋，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与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师会师，他又把那套“肃反”经验带到了新根据地。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刘志丹、高岗，被指为“有问题”，抓起来审查，一度站到被处决的边缘，只是在形势变化下才脱险，这段插曲在陕北老干部中留下很深的阴影。 抗战爆发后，他被任命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副司令员。 任上他多次向上级诬陷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罗列各种“政治问题”，还挑拨高敬亭与新四军军长叶挺的关系。矛盾一步步升级，高敬亭最终被错杀，年仅三十二岁。 事后，新四军第四支队改编为第四支队、第五支队两个番号，他本人出任新四支队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个人职务上升，部队却失去一员名将。 一九四四年以后，他调往河南工作，先后担任河南区党委书记、中原局委员、中原军区副政治委员，参与指挥和组织中原突围。战争年代这部分功劳，很难一笔抹掉；七里坪和陕北“肃反”、高敬亭被错杀的责任，同样也消不掉。 新中国成立后，组织在给他安排职务时，其实是在两本账之间找一个位置：既不能否认他在“黄麻暴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长征、中原突围中的作用，也不能对那几场“肃反”的严重后果装作没看见。 他对这种安排不认账，把委屈攒成怒火，就写成那封要官信。 毛主席那句“永不录用”，像在他名字后面画了一道粗线，从此三十二年间，他消失在公众视野，只留在档案里。 一九八四年四月，中央书记处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时，再次翻出他的案卷，把“黄麻暴动”“鄂豫皖”“长征牵制二十万敌军”“中原突围”等，同“七里坪肃反”“陕北肃反”“高敬亭被错杀”的记录一起核对，才作出新结论：为戴季英平反，恢复党籍，恢复省级干部待遇。 从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二日算起，这中间隔了三十二年。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戴季英病逝，终年九十二岁。 等到他离世，那封当年写给毛主席、把自己送上高台又推下高台的信，早已纸色发黄，只在档案里夹着，跟着一长串矛盾的评价，被一起锁进抽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