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入关扬州后曾十日不封刀，并屠城80万人，百年后人们才知真相 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山海关，吴三桂的开关让清军铁骑踏入中原。次年四月，南明弘光政权的扬州城，成了这场改朝换代中最刺眼的伤口。史可法带着不到两万残兵，在孤城坚守七日，城破时那句“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最终化作清军屠刀下的血色注脚。 多铎的清军入城次日，一张“有弃物者许免死”的告示贴满街巷。百姓们抱着仅存的细软涌到街头，却在放下财物的瞬间，被长矛贯穿胸膛。从富商巨贾到妇孺老弱，无人幸免。 更残酷的是，清军将婴儿抛向空中，以刺刀承接取乐，王秀楚在《扬州十日记》中写下的“满地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让三百年后的文字仍泛着血腥味。 这场屠杀持续十日，并非清军失控的偶然。多铎的布告里直白写着：“扬州军民婴城固守，故加屠戮。”这是清廷入关初期“以杀立威”的国策缩影——此前江阴屠城、嘉定三屠，皆是同类剧本。 扬州作为江南财赋重地，商贾云集，盐税占全国半数，破城后清军抢掠的金银细软装车数千辆，连多铎都将百名绝色女子进献给北京权贵。屠刀下的财富掠夺，远比史书轻描淡写的“犒军”更血腥。 但八十万死亡数字始终存疑。顺治年间扬州府在册人口不过二十余万，即便算上周边流民，也难达八十万。 现代史家考证，这一数字更可能是《扬州十日记》作者王秀楚以亲身经历的放大，用“旬日毙八十万”的震撼，控诉清军的反人类暴行。 正如顾炎武诗中“痛说扬州十日围”，数字的夸张恰是历史创伤的具象化，正如南京大屠杀的“三十万”，重要的不是精确统计，而是暴行本身的不可饶恕。 真相被掩埋的两百年，恰是清朝文字狱最严酷的岁月。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销毁明代野史万余部，《扬州十日记》等记载被列为禁书，民间稍有提及便遭灭族。 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留日学生在东京上野图书馆发现孤本，连夜翻印带回国内，这部四万余字的血书才重见天日。 书中记载的不仅是清军暴行，更有南明官军的腐败——史可法部下曾割百姓头颅冒功，左良玉的“清君侧”内战早让扬州防务空虚。王秀楚在文末叹息：“扬州之祸，岂独清军之罪哉？”这种复杂的历史因果，在百年后的传播中被简化为民族仇恨，却也点燃了辛亥革命的火种。 多铎的心理阴影，或许能解释屠城的极端。这位努尔哈赤最宠爱的幼子，因母亲阿巴亥被皇太极逼殉，自幼埋下对权力的扭曲渴望。攻破扬州时，他已因战功封豫亲王，却仍像个被宠坏的孩子，用屠城发泄对史可法“不识时务”的愤怒。 这种夹杂着私怨的暴行，让扬州十日超越了普通战争屠杀，成为权力病态的标本。正如清末学者萧一山所言：“多铎之屠扬州，非为慑服，实为泄愤，其心之毒，甚于虎狼。” 直到民国初年，扬州城里仍有老人指着废墟说：“这是当年埋尸的万人坑。” 那些被史书隐去的细节，在民间口耳相传中存活：清军曾在天宁寺设立“人市”，将掳掠的妇女标价售卖；幸存者躲在粪池三天，闻着腐尸味听清兵唱着满语凯歌；屠城第七日突降暴雨，浇灭了焚烧尸体的大火，却让更多未断气的伤者在泥水中挣扎至死。这些碎片拼成的真相，比任何数字都更刺痛人心。 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需要明白的不仅是清军的残暴，更是权力如何异化人性，战争如何撕裂文明。扬州十日的真相被掩埋百年，不是因为史料缺失，而是因为胜利者需要粉饰太平。 直到20世纪初，当亡国灭种的危机再次笼罩中国，那些泛黄的血书才被重新翻开——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记住：任何对生命的践踏，终将被历史审判。 正如鲁迅所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扬州城的废墟上，至今生长着见证真相的草木，它们比任何史书都更沉默，也更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