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祐二年二月,朱温指使心腹蒋玄晖在九曲池大摆宴席,热情邀请唐昭宗的九个儿子赴宴。这场看似和乐的家宴,实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杀局。当德王李裕、棣王李祤、虔王李禊等九位王子饮酒尽酣之际,埋伏的士兵突然拿出绳索,将他们一个个勒死,尸体随即被投入九曲池中。 这场血案发生时,九位皇子感觉朱温想图谋不轨,又不敢反抗,于是把酒菜吃光。这个细节背后隐藏着晚唐政治的深层扭曲:皇室成员明知死期将至,却连反抗的权利都已被剥夺。他们只能顺从地走完这最后一程,将那顿"绝命晚餐"吃得干干净净。这种绝望的配合,恰恰证明了大唐王朝已经彻底丧失了对自身命运的掌控。 九曲池惨案绝非孤立事件,而是朱温篡唐布局中的关键一环。天祐元年(904年)八月,朱温已经派朱友恭、氏叔琮、蒋玄晖等人弑杀了唐昭宗。当时唐昭宗正醉卧宫中,听到动静后仅穿单衣绕柱逃跑,最终被龙武衙官史太追上杀害。昭宗死后,朱温立其年仅十三岁的第九子李柷为帝,也就是唐哀帝。但一个幼帝显然不够,朱温认为唐朝朝臣中还有不少人忠于李唐皇室,是自己建立新王朝的障碍,必须彻底铲除。 于是半年后,就发生了九曲池惨案。这九位皇子是唐哀帝最年长的兄弟,也是李唐皇室最后的成年男性成员。杀掉他们,意味着彻底斩断了大唐的血脉延续。朱温指派蒋玄晖在九曲池利用宴请机会,把废太子李裕及昭宗其他九个王子灌醉后,"皆绞杀之",最后连这些人被埋葬在什么地方也无人知道。这种不留痕迹的处理方式,显示出朱温要将李唐皇室从历史上彻底抹去的决心。 更骇人听闻的是,九曲池惨案之后仅仅四个月,朱温又制造了震惊朝野的"白马驿之祸"。天祐二年(905年)六月,朱温在谋士李振的鼓动下,将裴枢、独孤损、崔远等三十多名朝廷重臣集中到滑州白马驿,全部杀死后投尸黄河。李振当时说了一句极其阴毒的话:"这些官僚自命不凡,说自己是什么清流,现在将他们诛杀后投入黄河,让他们永远成为浊流"。朱温听后哈哈大笑。 这场双重屠杀——先杀皇室,再灭朝臣——彻底清空了大唐的统治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李振本人其实并非寒门出身,他是功臣李抱真的后人。但由于屡试进士不中,他将全部怨恨转移到了士大夫阶层身上。这种个人恩怨被放大为权力斗争的工具,让白马驿之祸带上了极强的报复色彩。 从权力逻辑来看,朱温的做法并非毫无理性。公元904年,朱温派人暗杀了唐昭宗,扶持年仅十二岁的唐哀帝上位,从此独揽朝权。但仅仅控制一个幼帝是不够的,因为李唐皇室还有其他成年皇子可以成为反抗势力的旗帜。更关键的是,朝中仍有大批忠于李唐的士大夫。只要这两股势力存在,朱温的篡位计划就随时可能遭遇变数。 因此,九曲池惨案和白马驿之祸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清洗方案:先消灭皇室血脉,断绝复辟的种子;再铲除忠臣士大夫,摧毁反抗的基础。白马驿之祸后,忠于唐朝朝廷的势力被一扫而光。朝廷随即封朱温为相国,总百揆,将二十一道划归魏国,进封朱温为魏王。虽然朱温表面上三次辞让,但这不过是做戏罢了。 天祐四年(907年)四月,朱温迫使唐哀帝禅位,自立为帝,改名朱晃,建都开封,国号"梁",改元"开平"。统治了二百八十九年的大唐王朝至此彻底灭亡。而可怜的唐哀帝被降为济阴王,开平二年(908年),朱温担心唐哀帝成为身边的定时炸弹,将年仅十七岁的李柷鸩杀。至此,李唐皇室从帝王到王子,从成年到幼童,全部被朱温斩草除根。 然而,以暴力夺取的权力终究难以久远。乾化二年(912年)六月,朱温病重,其第三子朱友珪乘机发动宫廷政变,弑父自立。朱友珪因朱温立嗣问题谋杀亲父,他的亲信用剑刺杀朱温,"肠胃皆流"。朱温在位仅六年,便死于儿子之手,结局何其讽刺。更戏剧性的是,朱友珪登基后不到一年,便因声名狼藉、合法性危机,被大将赵岩、袁象先等人发动政变杀死。 后梁政权从建立到覆灭,不过短短十六年。末帝朱友贞登基后,后梁的局势更是岌岌可危,在与河东的战事中败多胜少,导致疆土日蹙。最终,晋王李存勖率军攻破开封,朱友贞在城破前命侍从将自己杀死,后梁灭亡。朱温家族的所有子孙,最终都被清算殆尽。 九曲池惨案背后,折射出的是晚唐政治生态的彻底崩坏。从安史之乱开始,藩镇割据就成为唐朝挥之不去的阴影。黄巢起义更是给了中央政权致命一击,黄巢起义后期,唐政府一直处于国库匮乏的状态,根本无力与地方藩镇抗衡。朱温正是利用这个权力真空,从黄巢部将变成唐朝节度使,再从节度使变成权臣,最后完成了篡位。 但朱温的成功,建立在对整个统治阶层的系统性清洗之上。九曲池的九位皇子、白马驿的三十多名朝臣,他们的死亡不仅仅是个体生命的终结,更象征着一个时代的彻底终结。这种极端的暴力手段,虽然在短期内为朱温扫清了障碍,但也为后梁政权埋下了祸根。当权力的获得完全依靠暴力和杀戮,权力的交接也必然伴随着同样的暴力和杀戮。朱温本人的惨死,不过是这个逻辑的必然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