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 ，一位老人为了证明自己是老红军，不顾危险在北京拦下一辆军官的车，眼看大家不相信，老人直接喊道：“我是三号花机关呀！”这句话让车上的人呆在原地。 肖成佳衣衫破旧，眼神却满是急切。他在检察院门口徘徊了数日，始终没能见到老首长。眼看希望渺茫，这辆军车成了他最后的寄托。 司机紧急刹车，警卫也以为遇上了碰瓷。肖成佳不顾旁人呵斥，只攥着车门反复念叨。见车上人面露疑惑，他急得喊出一句话。“我是三号花机关呀！” 这短短七个字，让车内的黄火青瞬间怔住。他示意司机停车，将肖成佳带回了办公室。 四十多年的时光，早已改变了两人的模样。黄火青盯着眼前的老汉，记忆深处的碎片渐渐拼凑。 “三号花机关”是红九军团当年常演的话剧。而饰演三号主角的，正是当年那个机灵的小宣传员。 可冒充老红军的人不在少数，黄火青并未立刻确认。他想起当年教过的一首苏联歌曲，以此试探。 肖成佳张口便唱，沧桑的嗓音里满是当年的调子。《杜娘歌》的旋律响起，黄火青的眼眶瞬间泛红。 他上前紧紧抱住肖成佳，泪水浸湿了衣襟。这个他以为早已牺牲在战场的小鬼，竟还活着。 时间回到1928年，12岁的肖成佳加入儿童团。读过两年私塾的他，成了村里为数不多的识字人。 1931年宁都暴动后，他被派往红五军团做宣传工作。红五军团是长征路上的断后主力，硬仗不断。 肖成佳拿着喇叭穿梭在阵前，用歌声鼓舞士气。嘹亮的嗓音，成了战士们记忆里的一抹亮色。 后来调至红九军团，他遇上了政治部主任黄火青。黄火青十分喜欢这个机灵的小战士，教他唱苏联歌曲。肖成佳也不负所望，把《花机关》话剧演得深入人心。 1935年二渡赤水时，肖成佳迎来人生首次战斗。朱德总司令亲自部署，需派人阻击增援娄山关的敌人。 黄火青将任务交给了从未带兵打仗的肖成佳。他带着一个排，凌晨四点便埋伏在荆棘丛中。冻了十几个小时后，敌人终于出现。 战斗打响，黔军溃散而逃。直到通讯员提醒，他才发现右手早已负伤流血。 这场战斗，他打得漂亮，也留下了终身伤疤。四渡赤水后，肖成佳被调往西路军。 1936年在甘肃古浪，西路军与马家军展开激战。炮火连天中，肖成佳身中数枪，倒在尸堆里昏迷。医护兵清理战场时，发现他还有微弱气息。 可归队途中，他与其他伤员再次被马家军围困。此后数年，他在牢房里受尽折磨。 抗战爆发后，他被转至江西国民党监狱。母亲凑了三十块大洋，才将奄奄一息的他赎出。伤愈后，肖成佳四处寻找组织却屡屡碰壁。 当年一同参军的七个伙伴，全都没了音信。他知道，那些小兄弟多半没能走出雪山草地。 1949年家乡解放，肖成佳迫不及待申请恢复党籍。没有证明材料，没有证人佐证，事情被一再搁置。 这一等，就是整整三十年。 1979年，肖成佳从收音机里听到黄火青的名字。他得知老首长已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揣着仅有的八十块钱，他独自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办公室里，两个老人彻夜长谈，往事如潮水般涌来。 黄火青得知肖成佳的遭遇，气得拍了桌子。他当即写下证明材料，还塞给老人粮票和钱。 当晚，两人在家中对饮，聊到天亮。这事传开后，周围人都唏嘘不已。谁能想到，一个衣衫破旧的老汉，竟是战功赫赫的老红军。 更让人动容的是，失联四十多年，他从未放弃归队的念头。凭借一句话、一首歌，肖成佳终于恢复了党籍。 四十三年的等待，他终于重新回到组织怀抱。像肖成佳这样的老红军，还有很多。 他们在战乱中与组织失联，却始终坚守着初心。身上的伤疤是勋章，心中的信念从未动摇。 那些穿越枪林弹雨的岁月，那些生死与共的情谊。早已刻进骨髓，成为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 信息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机关恢复重建40周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历任检察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和国第三任检察长黄火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