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苏州豪门潘祖年病重。临终前，他支开旁人，只留下20岁的孙媳妇，厚着脸皮对她说:“你已经守寡2年，真是苦了你了。但我死后你也一定不要改嫁，我有要事相求！”孙媳妇重重地点点头。 就因为临终的一句托付，年轻的孙媳妇潘达于，替潘家守了一辈子家，也守住了一批国之重器。 潘家原本是清代有名的名门望族。祖上潘世恩官至太傅，哥哥做过太保，家族一度显赫一时。 爱好金石书画的潘祖荫更是把收藏当成毕生事业，搜罗了大批青铜器和典籍，他在京去世后，这些家藏全数由弟弟潘祖年接手，装了4船才运回苏州。上海博物馆的人后来感慨，潘家收藏的青铜器数量，仅次于故宫。 其中最重要的两件，是西周时期的大盂鼎和大克鼎，两尊大鼎不仅价值连城，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被视作潘家的传家宝，也是海内外藏家梦寐以求的目标。祖训一再强调，潘家子孙必须守住这两件宝物，绝不能让它们流落他人之手。 可惜天不假年。潘祖荫、潘祖年兄弟都曾有过儿女，却相继夭折。为了延续香火，潘祖年先后过继了哥哥、堂弟一脉的孩子，最后定下的继承人是潘承镜。1923年，他又急忙替孙子娶了丁家姑娘达于，想着婚后很快就能抱上重孙。 谁知婚后3个月，潘承镜骤然离世，怀上的孩子也没保住。几番折腾下来，潘家的香火终究断在这一代。沉重的打击，加上身体每况愈下，潘祖年倒在病榻之上，最放心不下的，既不是田地房产，而是那两尊世代守护的大鼎。 弥留之际，他把儿媳妇丁达于叫到床前，开门见山地询问她是否愿意接过潘家的家业。对一个年轻寡妇来说，这意味着此后不能再嫁，要用一辈子守在这个日渐衰落的深宅里，还要替一个已无子嗣的家族看守秘密与责任。 丁达于踌躇不安，既怕自己撑不住，又不忍辜负这份托付。听到她最终点头答应，老人明显松了口气，当众把她写进族谱，宣布她为潘家的继承人，又郑重交代后院仓库里那间“闲人免进”的屋子里，藏着从西周一路传下来的大盂鼎和大克鼎，叮嘱她无论如何要守住。 在祖父面前，她立下誓言:“人在宝在。”从那一刻起，这个本该有机会重新开始人生的女子，改姓潘，变成了潘达于，也接过了整个潘家的命运。 此后数十年，她一边照顾家中老幼，一边应对层出不穷的贪婪目光。有人打听，有人高价收购，有人扬言恐吓，还有外国收藏家带着黄金和洋房上门，专为那两尊大鼎而来。她不是不知道这些条件足以让自己衣食无忧，却一次次回绝，只说宝物早被盗走，或干脆坚称不卖不借。 局势愈乱，护宝愈难。抗战期间，淞沪会战爆发，日机轰炸不断，苏州危如累卵。 她一度随人群逃离，又咬牙顶着炮火折回老宅，在亲戚和匠人的协助下，挖出深坑，把最重要的几件重器装入特制木箱，埋入地下，再在上面浇筑地基、盖起房子，连家里人都被她瞒在鼓里。 日军占领苏州后，把潘宅搜了又搜，一天上门七八趟，却始终摸不到真正的宝贝。 等到新中国成立，战火停歇，老人已是满头华发。她走进政府大楼，自报家门，要求工作人员去家里挖宝，说要把潘家祖祖辈辈守下来的大盂鼎和大克鼎交给国家。 坑挖开，沉睡多年的青铜巨器重见天日，她也像放下了一桩压在心头多年的担子。 1951年，上海方面正式办手续接收。文物管理部门为表感谢，送上2000元现金和奖状一张。她分毫不取现金，只把那张奖状贴在卧室的墙上，看了整整几十年。 此后，她又陆续将家中400多件文物捐给博物馆。今天，一鼎陈列在北京的博物馆，一鼎安放在上海博物馆，成为所有人都能看到的国宝。 从年轻守寡到白发苍苍，她用一生履行了病榻前的承诺，也让潘家从“私藏名门”变成“国宝捐献人”。那些被她从战火中、贪欲里一点点护出来的青铜声息，最终没有只留在某个深宅大院，而是成了整个国家共同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