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93年，在菲律宾经商的陈振龙花重金买了一根红薯藤，冒死将它偷偷编进了回国商船的缆绳里，这一举动触犯了菲律宾的国法，若被发现，会被处死。 福建福州的陈振龙，本来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自小聪颖，被寄望走科举这条“正路”。可到了明末，他越读书越觉得八股僵死，仕途未必能救黎民，反而是海上往来、货物流通，让他看到另一条可能改变命运的路。 那时的明朝，海贸兴盛，尤其在沿海福建，越来越多的人搭上海上丝绸之路，去海外闯荡。陈振龙索性放下科举，登船出海，去了被西班牙统治的吕宋岛，也就是今天的菲律宾。 在吕宋，他结识了许多各地商贾，也第一次见到当地人口中的“救命粮”红薯。那是一种块根作物，在贫瘠土地上也能疯长，既能烤着吃、蒸着吃，还能当主食顶饥。对习惯了稻麦单一粮源的大明人来说，这简直是另一种世界。 偏偏此时的福建，正被旱灾折磨，许多地方颗粒无收。想到家乡饿得骨瘦如柴的百姓，再看看脚下这片红薯地，他心里逐渐有了念头：这东西若能带回去，怕是能救很多命。 问题在于，西班牙殖民者同样看中了红薯的价值，将其当成战略物资严加封锁，“珍其种，不与中国人”，出口更是明令禁止。陈振龙先后试过用行囊夹带、用货物掩护，不是被查出来，就是被赶走，甚至挨打。 反复碰壁之后，他想出一个险招：把红薯藤编进船上的缆绳里。上船前，他托水手帮忙，高价打点，把粗壮藤条悄悄嵌进绳股，又抹上泥土颜料伪装。此后每次过关，每次靠岸，他心里都悬着，生怕有人顺手摸一摸绳子，把这条命根子揪出来。 几个月海上颠簸，缆绳完好，人也平安。等船最终靠岸福建，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小心翼翼把那截活藤从绳索里拆出来，栽进家乡的土里。 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闽地的气候、土质与吕宋不同，一开始红薯长得并不好，藤蔓无精打采，块根又小又少。 换成别人，也许早就认定“水土不服”，草草放弃。陈振龙却不肯，他一遍遍调整种植方法，改良土壤，按在菲律宾学来的经验做试验，像照顾孩子一样守着这几垄地。 功夫不负有心人，过了几年，红薯在福建的山坡地里越长越旺，根块又大又多，连附近乡亲都忍不住跑来看稀奇。 这时，时任福建巡抚金学曾注意到了这株新作物。恰逢大旱，稻谷歉收，他隐约意识到，红薯也许是撑过灾年的一根“救命绳”，便下令在全省推广试种。很快，大片山坡、撂荒地都被插满了红薯藤。等到收获季节，一车车红薯从地里翻出来，终于在饥荒之年给了百姓一碗饱肚饭。 从那以后，福建再没爆发过大规模的饥荒，人口也逐渐增长。为了纪念这段“以一根藤救一方人”的往事，当地百姓修建了先薯祠、先薯亭，把陈振龙与金学曾一起供奉，香火延绵。 如果把视野再拉远些，红薯的故事就不仅是福建一省的故事了。它原产南美，经欧洲转到菲律宾，再被陈振龙冒险编进缆绳，带入中国。 从万历年间起，它在东南沿海落地生根，又由闽地传向浙、赣、粤乃至中原。有人说，它帮助明朝缓和了数次饥荒，相当于给这个风雨飘摇的王朝续上了几十年的命；到了清代，高产、耐瘠的红薯与玉米一起，让许多原本不能种粮的山地变成“口粮田”，为乾隆盛世超过3亿的人口提供了可能。 几百年后，红薯已经成了再普通不过的食材，从烤红薯到粉条、淀粉，再到生物乙醇，它默默融入现代人的生活。可回头看去，一切的起点，仍是一位闽商在吕宋地头的一番打量，和那一次把藤蔓编进缆绳的孤注一掷。 正因如此，后人给了陈振龙一个朴素又分量极重的称呼：“甘薯之父”。一根藤改变一省命运，也在不知不觉间，推动了整个中国历史的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