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国务会议上明确表示：中国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是重要历史设施，要求相关部门妥善维护。 这话说得很重，分量十足。李总统嘴里提到的这个地方，可不是一般的旅游景点或者历史建筑。对于韩国人来说，上海马当路306弄4号那幢清水红砖的石库门房子，承载着一段刻骨铭心的民族记忆，被视为现代韩国的“法统起源”之一。 把时间拉回1910年，日本通过《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整个朝鲜半岛，半岛民众陷入长达三十余年的殖民统治，山河破碎、民不聊生。 无数心怀家国、不愿屈服的韩国独立运动人士，被迫离开故土，辗转流亡世界各地，寻找民族独立的出路。当时的上海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城市，接纳了各国流亡者，自然也成为韩国独立运动人士的核心聚集地。 1919年，朝鲜半岛爆发声势浩大的“三·一反日运动”，却遭到日本殖民政府的残酷镇压，大批抗日力量和爱国志士被迫再次流亡。 就在这一年4月11日，韩国独立志士在上海法租界正式组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这是韩国历史上第一个拥有完整行政体系的海外临时政权，也是领导朝鲜半岛内外民族独立运动的最高机构。他们发表《大韩独立宣言书》，立志推翻日本殖民统治，实现民族解放。 这处临时政府并非一开始就扎根在马当路306弄4号，成立初期受上海法租界当局干涉，再加上自身财政困难，先后搬迁12次，直到1926年7月，才最终在普庆里4号安定下来。 这里也成为临时政府在上海所有办公地点中，使用时间最长、保存最完整的一处历史遗迹，从1926年到1932年的六年里，见证了韩国独立志士的坚守与抗争。 在这里，以金九为首的韩国独立运动家，一边联络世界各地的韩国侨民，凝聚反抗殖民统治的力量；一边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寻求国际社会对韩国独立运动的支持与承认。 在此期间，他们还秘密组织反日武装斗争，策划多起震惊中外的抗日行动。1932年4月29日，震惊中外的上海虹口公园爆炸事件，就是金九等人在此策划，韩国义士尹奉吉前往现场投掷炸弹，炸死侵华日军陆军大将白川义则，用生命践行抗日救国的信念。 虹口公园爆炸事件后，日本加强了对上海法租界内韩国革命志士的监视和迫害，金九等临时政府要员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就在这危急时刻，中国邻居顾守熙、刘龙生夫妇主动伸出援手，协助掩护金九等人逃离普庆里4号，还凑出400银元，资助他们继续开展抗日斗争。 也正因为这段特殊历史，这处旧址被韩国民众称为“建国之根”“民族独立运动的圣殿”。 临时政府在这里不仅领导全国独立运动，还制定了韩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大韩民国临时宪章》，确立“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引入总统制，明确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离原则，为后来韩国正式建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人才基础，韩国政府甚至将1919年定为大韩民国开国元年。 很多人不知道，这处如今被韩国人奉为圣地的旧址，曾一度濒临荒废拆除的绝境，直到三十多年前，靠着三星一名员工的提议和坚持，才得以重获新生。 1990年，三星物产员工李在淸从上海出差归来，偶然走进马当路普庆里弄堂，发现这栋承载厚重历史的石库门建筑，早已被隔成几间狭小的民居，墙皮剥落，角落里堆着煤球和旧家具，临时政府的痕迹几乎被完全掩盖，只有老住户能模糊说出“以前住过不少外国人”。 李在淸在韩国上学时就熟知这段历史，看到旧址的破败模样，内心深受触动。随后在公司历史文化项目征集活动中，他提出修复这处旧址的想法，这便是后来“嵩山项目”的开端——取名“嵩山”，是希望这段厚重历史能像嵩山一样屹立不倒，不被时光遗忘。 起初，这份提议遭到不少人质疑，当时三星刚筹备进入中国市场，主业集中在电子和基建领域，没人想过要跨界修复一个外国历史旧址。 但李在淸的一番话打动了三星管理层，他翻出珍藏的老地图，坦言这里不仅是韩国的独立记忆，更是中韩两国人民携手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珍贵见证。 临时政府迁离上海后，辗转浙江、镇江、长沙、重庆等地，始终得到中国方面的支持和帮助，这份跨越国界的情谊，不该被时光淹没。这番话让“嵩山项目”顺利落地，1991年三星与上海市签约，出资迁走旧址内的7户居民，正式启动修缮工作。 1993年，经过两年多的精心修缮，上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正式对公众开放。2001年，旧址再次进行大规模修缮，相邻的3号、5号被一并纳入，展厅面积大幅扩大，展览内容也从“临时政府在上海”延伸到“临时政府在中国”，让这段跨国抗日记忆更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