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57年，于谦被斩首街头。首辅徐有贞冷冷地说：“他早该死了。”明英宗朱祁镇附和

1457年，于谦被斩首街头。首辅徐有贞冷冷地说：“他早该死了。”明英宗朱祁镇附和着：“确实该杀。”朱祁镇随后回到后宫，孙太后恼怒斥责道：“你怎么能杀于谦？谁都可以动他，只有你没有资格！” 谁能想到，为大明操劳一生的兵部尚书于谦，最后的下场竟真像他在《石灰吟》里写的那样，粉身碎骨。让这位挽救社稷于危亡的忠臣走上死路的，并不是国法，而是英宗朱祁镇和徐有贞等人一系列冷冰冰的算计。 于谦生于1398年，自幼在江南读书，后来入仕，凭着文武兼备，在明朝中期迅速崭露头角。正统初年，少年天子的朝政本由张太后和“三杨”主持，还算清明稳健。随着张氏去世，“三杨”退场，朱祁镇开始宠信太监王振，朝廷一步步滑入宦官弄权的深渊，土木堡惨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 1449年，瓦剌连年窥伺边境，年仅二十几岁的英宗自信满满，听信王振之流怂恿，执意御驾亲征，率五十万精锐北上，却在土木堡一战全军覆没，自己也成了战俘。 京城风声鹤唳，瓦剌大军节节南下。有人主张南迁自保，以徐有贞为代表；也有人坚持死守京师，于谦挺身而出，当廷怒斥“妄言南迁者当斩”，在孙太后支持下力主坚守。 危急关头，于谦提出“国不可一日无君”，他在幕后推动朱祁钰监国，随后登基为帝，更名景泰，将仍在瓦剌的朱祁镇尊为太上皇，以此稳住人心。之后他统领二十二万大军，在北京九门外布阵，调集勤王军民，发誓与京城共存亡。 瓦剌挟持明英宗攻到城下，妄想以“献俘”逼明廷就范，京师守军却一句“国有君矣”堵死对方的筹码。几番攻城不克，瓦剌只好撤兵，后来索性将明英宗送回，以求和解。 自此，大明的江山算是保住了，可“二主并存”的尴尬已经造成。朱祁镇被接回后，长期幽禁在南宫，一关就是7年；景泰帝则在朝堂上依赖于谦整顿军政。于谦秉公用权，清正严厉，既救了天下，也得罪了不少权贵。 徐有贞当年因主张南迁，被他当众喝斥，自尊尽失；石亨原本该为土木之败负责，却被于谦看中其军才，力保复职，转身又因为谋私不成对他怀恨在心。 与此同时，被关在南宫的朱祁镇日日反思当年的草率与轻信，既悔恨，又不甘，内心始终惦记着失去的帝位。 到了1457年，景泰帝病重不起，朝纲日渐松动，徐有贞、石亨、内监曹吉祥看准机会，密谋发动夺门之变，在正月十七日护送朱祁镇出南宫，直闯宫禁，让他再次坐上龙椅，改元天顺。 复位后，英宗深知自己这一次靠的是兵变而非顺位继承，他必须找到一个足够响亮的理由，让天下人相信这场政变有理有据。 掌兵权、拥护景泰、名望极高的于谦，自然成了最敏感的人物。徐有贞一句话戳到了他的心口：于谦性情刚直，若留在朝中，必会指斥夺门之变不合礼法；不如反说他“迎立外藩”“谋立襄王之子”，杀了他，就能把这次复辟包装成除逆之举。 朱祁镇本也清楚于谦当年的功劳，但在“正统性”和权位安全面前，他最终选择了后者。再加上石亨等人推波助澜，诬告于谦谋反，皇帝干脆下诏逮捕，锦衣卫奉命抄家拿人。 当时的于谦端坐堂上，面对亲友劝他出逃，只是平静说自己问心无愧，死亦无憾，不再多作辩解。 锦衣卫搜完于府，心中反而堵得慌。这位曾经手握兵权的首辅，家中既无珍宝，也无囤积的财物，只在堂上供着文天祥画像与牌位，几间屋子清冷得近乎寒酸。这一幕让不少缇骑红了眼眶，却改变不了诏命。 1457年正月二十三日，于谦被押赴菜市口斩首，京城百姓自发聚集在刑场四周，看着这位“宁与社稷共存亡”的老臣再也起不来，哭声一片。 宫中，徐有贞端坐案前，轻描淡写一句“他早该死了”，英宗顺口附和“死得不冤”，仿佛刚刚处置的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罪人。 直到孙太后怒气冲冲闯进来，当面斥问儿子为何恩将仇报，说天下人可以议论于谦，唯独他没有资格动这把刀，这桩血案才被盖上一层难以洗清的羞耻。 之后，朱祁镇在舆论压力和内疚之下，把徐有贞贬谪，把石亨下狱，又起用李贤等贤相，废除殉葬制度，做了一些补救举措，却再也换不回于谦的性命。到了明宪宗、明神宗时，朝廷几次为他平反加谥，从“肃愍”改为“忠肃”，用以肯定他在国难之时的担当。 自此，史书上的光与影都已分明：一个为了“正统”不惜再杀忠臣的皇帝，一个明知可以借兵自保却选择赴死的老臣。 正是这一杀一死，定格了天顺朝的道德高度，也让《石灰吟》里那句“粉身碎骨浑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成了千百年来人们想起于谦时最深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