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开国上将杨勇收到一封来信：“我还活着，能不能给我安排个工作？”杨勇看

1950年，开国上将杨勇收到一封来信：“我还活着，能不能给我安排个工作？”杨勇看后大吃一惊：“孔宪权，他没死？”   1950年4月，贵州军区司令部的桌子上放着一封信，那封信皱巴巴的，字写得歪歪扭扭，落款居然是“孔宪权”。   杨勇司令员看到这个名字，手里的钢笔“啪”一下掉在桌上，他心想：这不可能啊！他记得清清楚楚——孔宪权这个人，15年前就牺牲了。   1935年娄山关战役，他是红三军团12团的作战参谋，那会儿就判定阵亡了。   打开信一看，内容更让人震惊：“杨司令，我是孔宪权……我还活着，现在做泥瓦匠，腿脚不太方便，但还想为新中国做点事。”   这不是开玩笑，这是一个“已经不在的人”突然出现了，杨勇马上找来政委苏振华，两人翻出1935年的旧战报，上面写着娄山关、黑神庙、突击队……全都对得上。   军区派人开着吉普车赶到贵州枫香镇的工地，找到了一个51岁的泥瓦匠。   他身上留着战争的印记：左腿有枪伤，肩膀和腹部有五处弹孔，一共六个伤疤，和当年机枪扫射的痕迹完全吻合。   最明显的是左腿，比右腿短了整整10厘米——当年医疗条件差，只能用草药和土办法治，落下了残疾。   也正是因为这腿，他没能跟上长征队伍，在大山里默默过了15年。   工作人员又问了一些部队番号、口令，他答得清清楚楚，连当年连长的口头禅都记得。   这下确认了：他就是当年带突击队打黑神庙碉堡的那个“疯子参谋”。   杨勇眼眶红了，立刻把这封信复印了一份，加急寄给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他是孔宪权当年的入党介绍人。   黄克诚一看信，连夜翻出旧档案，确认：“没错，当年在浏阳打仗，他最敢冲！”   湖南省委连夜开出一张证明，上面写着两行大字：恢复党籍，恢复军籍。   五月初，孔宪权在工地上收到这张证明，这个平时拿瓦刀的男人，把那张纸翻来覆去看了三遍，眼睛湿了。   最让人感慨的，不是他“死而复生”，而是他“活过来”之后的选择。   按理说，一个身上有伤、流落民间15年的老兵，完全可以要求国家照顾，但他没有，他在信里只提了一个请求：“给我安排个工作。”   组织上同意了，他后来被派到遵义县七区当副区长，负责土地改革。   因为他做过泥瓦匠，懂土地、懂农民，他虽然腿不方便，还是拄着拐杖一个村一个村地跑，一个月时间，他负责的区域就完成了80%的田亩复查——这些数字，是他一步一步量出来的， 1951年，组织又交给他一个任务：筹备遵义会议纪念馆。   这像是一种命运的安排——他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现在要来守护这段记忆。   为了还原会议场景，他跑遍了贵州和周边44个县，很难想象，一个腿脚不便的老人，在那个交通基本靠走的年代，硬是找回了1200多件文物——会议用过的桌椅、油灯，都是他从老房东的阁楼、旧物堆里翻出来的。   1952年，纪念馆建成，孔宪权成了第一任馆长。   之后三十多年，来参观的人常能看到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他不怎么说话，但眼里有光，拄着拐杖，他在展厅里来回转悠，看到哪里的讲解词写得不好，就着急地凑上去纠正。   有时候，他会指着墙上的照片说：“那一仗，我就在现场。”   游客大多觉得这不过是个爱显摆的看门大爷，几乎没人知道，这位老人的身上，留着六颗子弹打进去的疤。   1988年，孔宪权在遵义去世，他前半生用血把自己的名字写进了“牺牲者”名单，后半生又用汗水，亲手把这名字从烈士墙上取下来，砌进了新中国的基石里，这封迟到了十五年的信，终究还是送到了。来源：中国 军网《老红军孔宪权：失联15年的娄山关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