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万年当师长的时候，女儿张榕在农村当知青，她想参军。有人说了，那还不是张万年一句话的事吗？多方便呀。可这句话，张万年却始终没有说。 张万年出身贫苦，14岁就参加革命，从胶东抗日根据地一路打到解放战争，身上有五处战伤，最重的一处在左腿，阴雨天还会隐隐作痛。他当师长时，住的是部队家属院的平房，家里摆设简单，书桌上常年放着《孙子兵法》和几本翻旧了的军事杂志。 女儿张榕在山东农村插队，种过地、挑过粪，手上磨出的茧子比城里姑娘的指甲还厚。有年冬天，张榕写信回家，说村里的知青点要招兵，她想去试试，信里夹着一张照片，穿着打补丁的蓝布棉袄，笑得露出两颗虎牙。 张万年的妻子何平看到信，心里不是滋味。她知道丈夫的原则——当兵要靠本事，不能搞特殊。可女儿从小跟着他们在部队大院跑，对军营有感情，何平试着跟张万年商量：“要不，找老部下问问？”张万年把信放下，点了根烟，烟雾在灯下绕成圈：“她想当兵，是好事，但不能因为我。要是她真符合条件，不用我说，部队也会要她；要是差条件，我说了也没用，还让她在战友面前抬不起头。” 张榕在村里等了半个月，没等到任何消息。她知道父亲是师长，可没见父亲为她说过一句话。有次村里的知青嘲笑她：“你爸是当官的，怎么不让你去当兵？”张榕气得直跺脚，可转念一想，父亲不是不管她，是管得更严。她咬咬牙，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借着煤油灯复习高中课本，心想：要是考不上，就老老实实当农民，绝不靠父亲的关系。 转机出现在1973年。张榕作为知青中的优秀代表，被推荐到县里参加征兵体检。她各项指标都合格，可到了政审环节，负责的人犹豫了：“你父亲是师长，要不要打个招呼？”张榕立刻说：“不用，我靠自己考。”她把体检表上的“社会关系”一栏填得清清楚楚，连父亲当过什么职务都只写了“军人”，没提“师长”二字。结果，她顺利通过了政审，被分配到济南军区某通信连，成了一名女兵。 张万年知道消息后，没去接女儿，只让司机送了双新胶鞋到连队。胶鞋是部队发的，鞋底有防滑纹，适合训练。张榕收到鞋，摸着鞋帮上的“八一”标志，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她在信里跟父亲说：“爸，我没给您丢脸。”张万年回信很简单：“好好训练，别想着靠老子。” 在部队，张榕从没提过父亲的名字。她和战友们一起爬电线杆、练发报，手上磨出的血泡破了又结痂，从没叫过苦。有次连长问她：“你爸是干什么的？”她笑着说：“我爸是当兵的，跟我一样。”直到退伍后，她才跟战友们讲起父亲的原则，大家听了都竖大拇指：“你爸真硬气。” 张万年的“不开口”，在部队里传为佳话。他当军长、司令时，子女们找他走后门的，一个都没有。小儿子张小阳想学开车，张万年让他去汽车连当义务兵，从学打黄油、擦轮胎开始，三年后才拿到驾照。张万年常说：“我手里的权力是党和人民给的，不是给子女谋私利的工具。他们要想有出息，就得自己闯。” 张榕后来在地方工作，一直保持着军人的作风，做事雷厉风行，从不搞特殊。有次单位分房，她主动让给更困难的同事，说：“我爸教过我，有好处要先想着别人。”何平跟老战友聊天时说：“老张家的人，没一个靠关系上来的，可个个都活得踏实。” 现在回头看，张万年的“不开口”，不是无情，是更深沉的爱。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子女：人生的路要自己走，靠自己挣来的荣誉，才值得骄傲。这种教育，比留多少财产都管用。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