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9月21日，原北大校长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在家中上吊，时年36岁。 胡思杜出生于1921年12月17日，在北京一个书香门第家庭，长兄胡祖望和姐姐胡素斐早于他降生，但姐姐幼年夭折。他小时候体弱多病，曾患肺结核，这直接耽误了小学阶段的正规教育。胡适夫妇为此担忧，特意聘请弟子罗尔纲担任家教，罗尔纲回忆中提到胡思杜记忆力强，能快速掌握知识点，但注意力容易分散。家庭环境优越，来往客人多为学者名流，这让他从小接触到各种思想讨论。胡适注重子女教育，常亲自指导，但胡思杜更倾向于自由活动，显示出独立的一面。成长过程中，他逐渐形成自己的兴趣爱好，如听戏和社交，这些在当时社会中常见于年轻人。 胡思杜的青少年时期在北京度过，胡适担任北大校长时，全家生活稳定。他在中学阶段表现一般，成绩不突出，却在阅读方面表现出天赋，能在两天内通读一部古典小说如《水浒传》。胡适的学生罗尔纲继续担任他的导师，教导历史和文学知识，但胡思杜的心思常游离于课堂之外。1941年，胡适安排他赴美留学，当时他20岁，主修历史专业，先进入印第安纳大学，后转校。八年留学生活让他接触到西方教育体系，但没有获得学位。期间他换过两所学校，原因包括适应问题和兴趣转移。回国后，一些大学基于胡适的影响力邀请他任教，胡适拒绝了这些提议，认为儿子不适合学术岗位。 回国后的胡思杜被安排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担任管理员一职，每天处理书籍分类和借阅事务。这份工作相对平静，让他有机会接触大量藏书。1948年底，北平形势紧张，胡适夫妇决定南下，劝说胡思杜同行。他当时27岁，选择留下，理由是自己没有做过有害之事。父母给他留下部分衣物、金银饰品和书籍，用于未来生活安排。从此，胡思杜独自面对新环境变化。他进入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分在二班七组，接受系统教育。为适应要求，他主动上交父母留下的一个箱子和108箱珍贵藏书，这些物品包括金银财物，本意用于他的婚姻安置。 1950年，胡思杜在香港《大公报》发表文章《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公开表达与父亲划清界限的立场。文章使用当时常见的批判语言，指责胡适的立场。这篇文章引起海内外关注，胡适在国外看到后，将报纸剪下贴在日记中。蒋介石曾以此事当面提及，胡适回应简短。胡思杜此举旨在证明自己的转变，但并未完全改变他的处境。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马列部任历史教师，工作内容包括讲授历史课和批改作业。他多次提交入党申请，显示出融入的努力，但因家庭背景，申请未获批准。同事间交往有限，许多人保持距离。 胡思杜的生活渐趋孤立，谈婚论嫁时，女方往往因他的姓氏而拒绝。他一直单身，日常以教学为主，备课认真。1957年，学院鼓励提出教学意见，他提交了关于历史课改革的几点建议，涉及课程结构和资料使用。这些意见最初被接受，但很快形势逆转。他的建议被视为问题证据，导致他被划为右派。学院内展开批斗活动，大字报贴满墙壁，将他与父亲姓名并列。精神压力加重，他的睡眠和饮食受影响。9月21日晚，他用绳子上吊结束生命，年仅36岁。遗书写给远房堂兄胡思孟，内容简短，交代身后事宜，包括600多元现金、200多元债券和一块手表，用于堂兄孩子教育。 胡思孟接到通知后赶到学院，领导告知这是畏罪自杀，并提供遗书副本。他收拾胡思杜的物品，书籍大部分后来卖掉或烧毁，只保留几本外文书。衣服和遗物用马车运回北京。尸体由工人和胡思孟运到郊外，挖坑埋葬，立小木牌标记。几年后，坟地因变化而消失，无法辨认。胡适在1962年2月于台北去世时，仍不知小儿子已故五年。他的遗嘱中，将胡思杜与长子胡祖望并列为继承人。胡祖望告知母亲江冬秀实情，她听后昏厥。胡思杜的平反发生在1980年，单位下发文件恢复其身份。 胡思杜的经历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境遇，他从名门子弟到普通教师的转变，体现了个人选择与社会压力的冲突。留学八年虽无学位，却让他积累了历史知识，用于后来的教学。批判父亲的文章虽是时代产物，但也显示出他求生的尝试。工作中的努力，如多次入党申请，未能改变标签的影响。单身状态源于社会顾虑，这在当时并非个案。反右中的建议本是建设性，却成罪证，导致悲剧结局。遗书内容朴实，体现了对亲人的最后关切。胡思孟作为唯一来往亲人，处理后事时面临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