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刚结婚1年的潘虹，出轨了导演杨延晋。可杨延晋的妻子洪融不是省油的灯，她知道这件事后，大闹片场，把潘虹写给杨延晋的情书贴满了布告栏，并说道：“我要让她身败名裂！” 1979年秋天，上影厂大院里最惹眼的，不是新戏的海报，而是一块贴满信纸的布告栏。 那些被胶水胡乱糊上的纸张上，字迹娟秀，情意近乎炽热，署名是正在拍《苦恼人的笑》的女主角潘虹，收信人则是这部电影的导演杨延晋。 两个人原本是电影里最光鲜的一对组合。 潘虹1954年生在上海，父母早逝，让她从小学会咬牙硬撑。好不容易考进上海戏剧学院，又被分到上影厂，从《奴隶的女儿》这样的作品开始露脸，被前辈夸是好苗子。二十多岁，她嫁给在厂里做美术的米家山，新婚不到一年，别人看着是一对安稳的小夫妻。 杨延晋比她大一轮，是第四代导演中颇被看好的一位，身边站着的是厂里同事洪融，还抱着一个儿子。在很多人口中，他是彬彬有礼的知识分子。 《苦恼人的笑》把这四个人的命运拧在一起。 拍摄期间，潘虹和杨延晋几乎天天凑在一起，从走位到台词，从角色心理聊到电影形式，白天在片场低声对戏，夜里靠写信继续讨论。那时没有手机，信纸成了他们在“艺术共鸣”和“情感越界”之间来回试探的见证。 这本该是一段只在几个人心里发酵的秘密，直到有一天，洪融在家里翻衣服，从杨延晋口袋里翻出了一封信，再一抖，整摞信件掉下来。 她没有关门落锁去流泪，而是穿着深色外套，提着布包，闯进剧组拍摄现场。片场正在拍重场戏，灯光、摄影、演员全在，洪融走到潘虹面前，举起那些信，冷冷一句：“这是你写给我丈夫的吧？” 粉饼盒落地碎成几瓣，潘虹的脸色一下褪尽，她背对着众人的目光，下意识后退了一步。 接着，洪融把信一封封贴到布告栏上，胶水抹得乱七八糟，纸贴得歪歪扭扭，反而把她的决绝显得更加刺眼。有人想拦，被她一个眼神逼退。杨延晋赶来拉她，她甩开他的手，冷笑一句“心疼你的小情人吗”，这一幕，让所有旁观者再也装不认识。 在1979年的语境下，婚外情不是几句道歉能翻篇的小道消息，而是被当作严重“作风问题”的政治事件。 很快，领导层介入，给出结论：杨延晋记过，仕途受挫，从此在上影厂难再回到曾经的高度；潘虹被扣上“生活作风有问题”的帽子，片约停摆，调离上海，发配到峨眉电影制片厂，和米家山的婚姻也从这一刻开始裂开。 洪融则选择用最干脆的方式收场，离婚，带着孩子和这段关系告别。 风波卷过之后，几个人的人生朝不同方向散开。 被推上风口浪尖的潘虹，坐上开往四川的火车时，已经从上影厂走廊里被人追着夸的“小花”，变成了大家绕着走的对象。她没有就地躺平，而是把羞辱、愧疚全压进角色里，在峨眉拍《透过云层的霞光》《杜十娘》，演那些被命运逼到绝境的女子，眼神里全是碎光。 观众慢慢忘了布告栏上的那些信，只记住了银幕上这个悲情又倔强的女人。 八九十年代，她凭《人到中年》《末代皇后》《井》等片连拿大奖，成为金鸡、百花的常客，被称作“悲剧女王”。 但在感情世界里，自与米家山离婚后，她再没有走进第二段婚姻。她把全部热情给了角色，晚年皈依佛门，像是要给前半生那场风暴画一个清净的句号。 另一边，杨延晋从上影厂的聚光灯下退下去，换了工作环境，和玄小佛组成新家庭，继续拍片，却很难再有当年那样的声势；洪融则带着孩子，与李志舆走到一起，把自己安放在更寻常的人间烟火里。 多年以后，布告栏上的信纸早已化成纸浆，照片里的人也添了白发。 这场从一部电影片场延伸出来的感情风暴，留下的不是简单的谁对谁错，而是一代电影人在时代缝隙里交出的代价：有人拿事业去赎一次情感越界，有人用隐退换来体面收场。 而观众在银幕上一次次看到的，是潘虹眼底那一层挥不去的阴影，和她用一生演出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