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周如苹终于考过了大学录取分数线，然而却未被录取。3年后，她与一位老同

1977年，周如苹终于考过了大学录取分数线，然而却未被录取。3年后，她与一位老同学在朋友婚礼中相遇，不料老同学竟说：“你不来上学老师很不理解，猜想可能你是周培源的女儿，看不起我们学校吧！” 周如苹当时手里的酒杯差点没端稳，脑子“嗡”的一下。她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苦等三年的通知书，竟然是这么个下落。她跟老同学说：“我哪敢看不起学校啊，当年分数下来我天天盼着信，以为是自己没考好，还偷偷哭了好几回呢。”老同学也愣了，说当年系里都把她名字报上去了，以为她家里有门路，看不上普通大学才没去。 回家的路上，周如苹心里堵得慌。她知道父亲周培源是北大的教授，可家里从没借着这身份沾过半点光。小时候父亲常说：“路得自己走，别想着靠别人。”她越想越委屈，可又不想让父亲操心，毕竟他那阵子正忙着带学生做实验，头发都白了不少。 没想到晚上吃饭时，周如苹没忍住，还是把这事说了。周培源放下筷子，沉默了好一会儿，没骂谁，也没说要去学校“讨说法”，就问她：“那你现在还想读书吗？”周如苹点点头，眼睛有点红：“想，就是觉得有点晚了。”周培源笑了，从抽屉里翻出一本泛黄的笔记本：“我24岁去美国留学，英语都说不利索，天天泡在图书馆，不也拿了博士？读书这事儿，啥时候都不晚。” 后来周培源托以前的学生帮忙查，才知道通知书当年寄到了周如苹最早工作的纺织厂。那会儿她早就调到发酵研究所了，厂里收发室的人不认识她，信在角落里压了大半年，后来清理废纸时才被发现，早就过了报到时间。周如苹去厂里拿信的时候，那信封都磨破了边，上面的字迹还能看清“周如苹同学收”。她摸着那几个字，心里又酸又涩，眼泪到底还是掉了下来。 哭过之后，周如苹没再纠结。她跟父亲说：“爸，大学没上成，我就自学。”周培源挺高兴，把自己珍藏的几本物理教材送给她：“有不懂的随时问我，不过别指望我给你划重点，学问得自己钻。”那段时间，周如苹白天在研究所测酒精度、做分析，晚上就抱着书本啃。有时候遇到难题，她就等父亲下班回家，父女俩在灯下讨论到半夜。有一次她问流体力学的问题，周培源干脆在纸上画起了示意图，边画边说：“你看这水流，跟咱们做人一样，得踏实，不能飘。” 周如苹脑子灵，又肯下功夫，没几年就在研究所里成了技术骨干。她带着同事改进了酵母培养的方法，还写了篇论文发表在行业杂志上。有回所里评先进，领导说：“如苹啊，你这水平，不比科班出身的差。”周如苹笑着说：“都是跟书本学的，跟我爸学的。” 后来周如苹做了不少事，在科协组织学术交流，在基金会帮着奖掖后进，五十岁还去考了在职研究生。有人问她，当年没上成大学后悔不？她总是愣一下，然后说：“咋能不后悔呢？谁不想坐进教室里听老师讲课。可话说回来，要不是那封丢了的通知书，我可能也不会这么拼。” 现在想起来，周如苹觉得父亲那句话说得对：路得自己走。当年那点委屈，现在看就像路上的小石子，硌过脚，可也让她走得更稳了。只是偶尔整理旧物，看到那封磨破的通知书，心里还是会泛起一阵复杂的滋味——有遗憾，有庆幸，还有对那个年代的一声轻轻叹息。